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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雅典，目前在希腊民调中领先的激进左翼联盟的领袖Alexis Tsipras在选举前的集会上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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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年本该是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经济重拾增长、从而带来信心并促进就业的一年。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虽然欧元区经济已摆脱双底衰退，但全年经济可能仅增长0.8%，比年初时所预计的1.2%增速更加疲软，同时，通胀率惊人地降至零水平附近，重新引发了围绕债务可持续性的疑虑。
西班牙、爱尔兰等一些曾陷入危机的国家表现比预期要好，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的形势恶化。人们对欧洲央行即将推出国债购买计划的预期帮助推低了许多国家的借款成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平静的假象。
然而，可以说欧元区现在面临的瓦解风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影响。新兴市场本身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U.S. 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结束其量化宽松计划之际全球流动性状况趋紧前景做出了反应。
其次是乌克兰危机和对俄制裁带来的影响，这对德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这类冲击是欧元区无法控制的。
但导致欧元区2014年表现疲软的第三个因素来自欧元区内部。
结构性障碍继续阻止许多经济体、尤其是南欧经济体的再平衡，从而妨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僵化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使企业难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也吓退了新的投资。
更为关键的是，疲软的偿债制度和低效的司法系统阻碍了私人债务的重组，后者对于银行业清理大量不良贷款至关重要。此外，较高的税负、腐败、官僚主义和对既得利益的保护继续阻碍新股本供应，而欧元区目前正急需新的股本供应来为新一轮增长提供资金。
消除这些结构性障碍不仅对欧元区增长有利，也有助于欧元区的长期生存，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最近的讲话中就提到过这一点。在一个缺乏自动财政转移的货币联盟中，不能迅速且有效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国家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弱。但是，在一些国家，为实现这种再平衡所需进行的改革不亚于一场文化革命。
2014年的情形就清楚地表明，进行改革的难度大于很多人的预期。
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已显露出改革势头疲软的明显信号，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强大的反对力量令原本就相对温和的改革又打了折扣。
上述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治结构薄弱：即便是立场坚定的政府也难以对抗根植于官僚体制、工会、司法系统和企业界组织良好且资金充沛的利益团体。现在欧元区又因一场围绕“紧缩”与“增长” 的假想冲突而展开毫无结果的辩论，这使欧元区愈发举步维艰。正是这种不断加深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会导致欧元区分崩离析。
决策者们可能会同意外界对于实施额外宽松措施的要求，但欧元区没有能力迫使成员国走上良性改革的道路，即便在欧元区自身能否存活下来都成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
Simon Nix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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