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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育川
与
主流观点相反的是，银行并不是制造中国主要经济困境的罪魁。它们充其量只是帮凶，真正的凶手是当前的财政制度。首先来看债务问题。鉴于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在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被限制在45%左右，而地方政府开支占国家财政开支的85%（2000年前后为65%）。迫于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预算外筹资活动（特别是土地出让和影子银行）来为社保和基础设施支出筹钱。于是银行为那些不产生商业回报、且原本始终应由国家预算出资的支出提供贷款。这种债务不断累积，最后与其他不良贷款一起被勾销。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在放缓。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年增长7%的生产能力，而是说因需求不足，7%的增长率难以持续。
由于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美国经济虽在复苏但进口相对疲软，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再依赖出口。与此同时，因资产回报率走低和去杠杆化的必要性，中国投资率将下滑。家庭消费不会大幅增加，原因是过去10年飞速增长的经济将随着工资增长减速而一同下滑。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在推行有选择性的刺激政策，而这只会增加对去杠杆化的最终需求。
所以中国怎样才能做到在应对其债务问题的同时找到需求来弥补海外市场走软、投资和个人消费增长低迷的影响？答案就是重组当前的财政系统，而且相关计划可能已经在准备阶段了。
中国财政预算规模异常有限，中央政府与各省份之间的收入和支出也异常不匹配。中国的总预算额仅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在40%-45%，较上游的中等收入国家则超过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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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居住的房屋。
改革后的财政系统将减轻商业和影子银行为基础项目提供资金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改革将降低对国有企业举债投资的依赖，并增加政府预算支出的作用，进而使得总需求结构更加平衡。
对于认为只有私营部门焕发活力才能治愈经济病的人来说，以上这些无异痴人说梦，但中国的社会支出异常之少，存在很大增长空间。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中国2030年展望》(China 2030)报告中所指，中国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类似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半，是OECD国家的三分之一。随着收入基础扩大、社会服务融资职责的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中国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能从目前的13%升至18%左右。这不仅将抵消投资大幅下滑的不利影响，还能为接下来十年中国保持7%的经济增速创造所需的需求。
重大财政改革也有其副产品，那就是公众对中央和地方预算的监督力度的加大，因为公民认为国家支出增加应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可能为公民更加实质性地参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级人大创造条件，为更加民主的决策奠定基础。
许多海外评论很大多都忽略了中国政府雄心勃勃的财政计划，而是纠缠于利率和汇率的细微变化。但就当前系统而言，如果想改变中国经济和政治参与者的行为，金融市场化不如财政改革更有效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改革一定能取得成功。已经宣布的一些改革可能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在确信中国已找到经济可持续高增长的道路前，改革的策略和战术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编者按：本文作者黄育川(Yukon Huang)现为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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