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蔚

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雇用中国太子党一事的巨大讽刺之处在于,中国权贵阶层的下一代现在对于大型投行来说已经没那么有价值了。

曾几何时,来自中国的规模数十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项目在海外一个接着一个,给投行带来滚滚财源。中国国有企业上市是太子党最能帮上忙的领域,但这一业务对投行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因为近来海外中国IPO市场几乎冻结。

根据Dealogic的数据,今年以来,中国企业给出的上市承销费用总共只有7,700万美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5亿美元,和2010年的17亿美元。

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邓俊豪称,市场已经从大型IPO转向了中型上市、发债和并购交易,所以现在拿业务的方式已经不同以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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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料将产生的下一个大型IPO项目是阿里巴巴集团整体上市。上图为今年5月,阿里巴巴公司的员工和家属在杭州庆祝公司成立10周年。
中国料将产生的下一个大型IPO项目是阿里巴巴集团整体上市,虽然该公司去年引入中国主权基金的投资,但创始人马云还是有最大的发言权。其B2B子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2007年香港上市时,马云的私人银行经理是帮助高盛拿到项目的一个重要人物。

邓俊豪称,现在真正重要的是与企业家的关系,那些有广泛关系网的人容易成功。现在投行也没法雇到一个银行职员,能带来他们所需的一切关系。

现在更有价值的投行人士可能是在海外有丰富资源的人,而未必是中国什么领导人的子女。随着中国公司满世界寻找收购机会,可以将它们引荐给热门待售公司的人,或者可以帮助它们获得外国政府批准的人,将最有可能拿到单子。

即便中国IPO回暖,这项业务的利润也大大缩水。在2012年,中国人保36亿美元香港IPO交易产生的8,800万美元手续费,要由创纪录的17家承销商来瓜分。相比之下,在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于香港筹资104亿美元的交易中,分享其1.4亿美元手续费的只有七家银行。

中国IPO市场的另一个变化是,投资者不再急于认购中国新股,他们的话事权有所增强。现在最有价值的,是同对冲基金和私人银行客户的关系,因为也只有他们还有兴趣买中国新股。银行人士称,银行获得的报酬通常与自己卖出去多少股票挂钩。这就是为什么投行过去几年招募了一些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原因,其看中的是他们在投资者那里的影响力。

一些高级银行家抱怨,他们再也无法找到关系网强到能够独立带来大单子的人了。监管机构、母公司、更高阶官员等利益相关方更多了,所以仅仅是国有企业董事长的子女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政府领导人换了一届,也意味著有政府关系的人更多了,这就进一步稀释了政府关系的价值。

也许是因为金融危机过后在投行工作的回报率下降,以及对银行和官员的质疑更多,许多呼风唤雨的太子党都改行了。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曾在三四年内火速成为美林中国投资银行团队的副主席,并在2006年帮助美林拿到了中国工商银行190亿美元IPO的承销权。冯绍东于2009年离开了美林,去一家中国国有基金工作。

银行对于雇用背景强大的人的风险日益也警惕起来。一些有特权背景的银行职员与其他人一样合格、努力,也有一些则不怎么来上班,金融知识甚少、英语能力不佳,只是因为他们是某人的亲戚才获得了这份工作。

一位大型投资银行的中国负责人说,许多银行现在都面对这个问题:拿这群人怎么办?一些银行开始变得聪明,拿绩效来做借口,把他们淘汰掉。

(本文作者顾蔚是《华尔街日报》中国财富和奢侈品编辑,并负责该报中文网的原创内容。欢迎追踪她的中文网博客”高净值生活”,和每周五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的专栏。评论请发送邮件至wei.gu@wsj.com,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顾蔚WeiGu)追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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