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n Han Wong
这是中国巴士司机新加坡罢工系列报道的最后一章。这次罢工是将近30年以来发生在这个富裕亚洲城市国家的最大规模劳工行动，对新加坡精心打造的世界最有序、最高效地区之一的形象构成了挑战，并揭示出外来劳工问题引发的越来越大的矛盾。在亚洲各个国家，外来工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这次罢工也凸显出中国劳工在世界各地寻找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时所面临的风险。
前章回顾：在罢工进入第二天、引发公众怒火之际，当局逮捕了牵头的参与者。
本章概要：新加坡有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控制影响，但对今后的外来工而言，乌云背后透出了一线光亮。
* * *
11月29日（周四），在中国籍巴士司机举行罢工、引起新加坡公众注意两天之后，检方指控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四人合谋教唆他人参与罢工。
因撰写一篇网文鼓动同事罢工，何军令还面临另一宗煽动指控。
据受到讯问的司机说，当天还有另外至少50名司机接受了讯问。据司机说，警方在数小时内释放了他们。警方没有对司机的具体描述置评。
一天过后，警方拘捕了第五人。2008年加入SMRT企业(SMRT Corp.)的38岁司机包锋善被控参与罢工。
检方在呈堂文件中说，他在罢工第一天与SMRT管理人员开会时发表了威胁言论。检方说，他暗示，如果司机们的要求一周内得不到满足，可能会再次罢工。
法庭文件显示，包锋善当时没有聘请律师，后来自承有罪，被判入狱六周，然后回到了中国。本报记者未能找到他。
到那时候，发生在新加坡的事情已经引起北京的注意。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希望有关各方对中国司机的合理诉求予以积极回应并妥善处理，维护中国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 * *
在民众围绕这次罢工展开日益激烈的讨论之际，新加坡政府向SMRT施压，要求公司解决司机的不满。
但新加坡政府也强调，示威者本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寻求援助，并指出，罢工之前他们并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最近的诸多异议，如认为受歧视的问题等。
据SMRT当时的声明，在罢工之后的几天，SMRT管理层开始走访中国籍司机，承诺对他们的薪资要求展开评估，并解决他们在住宿条件方面的关切。
SMRT声明说，公司聘请了承包商去修补宿舍中的缺陷和破损的器物，并让害虫防治公司去灭杀臭虫。声明说，对要求搬出当前住处的司机，公司另外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罢工结束后，罢工期间正在美国度假的SMRT首席执行长郭木财(Desmond Kuek)也亲自与中国籍司机会面。他向他们保证每月加薪25新元，从而将月薪提高到1,100新元，并可向前追溯到7月份。SMRT表示，之前公司本已打算在12月份实施。
但据SMRT提供的发言记录，郭木财还跟司机们说，在此之外不会再有加薪。
据SMRT声明，郭木财和SMRT其他管理人员解释说，公司发给中国籍司机的基本工资低于马来西亚司机，是为了弥补为中国大陆司机提供住宿补贴的成本。
郭木财在11月30日发表声明说，可惜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郭木财说，这说明管理层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主动管理司机，与司机交流。
就在SMRT收拾罢工残局之际，政府方面却在准备做出它自己的回应。
* * *
住在实龙岗(Serangoon)宿舍的司机王勇说，他对罢工的支持被政府的强硬言辞浇冷，于是在周三和其他工人一道回到了岗位上。
他后来回忆，周四那天，他跟警方调查人员谈了数小时，配合他们的问话，并声称他之前请的是合法的病假。
他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王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上完夜班之后的周六凌晨，主管给他打了电话。
据王勇回忆，主管对他说：“警察总署还要你回去协助调查。等一会儿早上会有车来接你。”
王勇说，他不到8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等着。
他说，不久SMRT的一辆巴士来了。王勇说，车辆在街上缓慢行驶，然后开上了一条陌生的路，这让他感到紧张。
据王勇和另外一位司机说，巴士在新加坡北海岸附近偏远的海军部西路监管所(Admiralty West Prison)停了下来。
其他车辆载着兀兰宿舍的司机也来了。据司机们说，数十名警察和移民官员等着被带进来的这29名司机。
一名官员走上前来。据王勇回忆，他用普通话说：“你们二十几个人，我们会把你们遣送回中国。”
据王勇等部分在场司机说，司机们坚称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他们说，这名官员不为所动。
另一名司机走上前去。据王勇回忆，他问：“告诉我，我们犯了什么罪？”
据王勇和另一名司机说，这名官员表示，司机们参与罢工犯了法，惩罚措施是遣送回国。
据王勇回忆，这名官员坚定地说：“这已经是决定好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据在场司机所述以及当天（12月1日）发布的政府声明，政府官员接下来吊销了司机们的劳务许可证和驾驶证，并给他们订了回中国老家省份的机票。
据SMRT的声明和司机所述，SMRT管理层终止了司机的合同，并安排结清了未付工资。
据王勇说，一名警察对他讲：“你们会被给予警告，但我们不会起诉你们。”
据司机说，29名司机被要求换上囚服，并被带进牢房，有人送了晚饭。
据司机说，他们见不到律师，也被禁止打手机。但他们获准跟到访的中国大使馆官员讲话。
王勇回忆说，有些司机在牢房里不断大叫，骂脏话，但我意识到这没有意义，新加坡政府已经下了决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根据新加坡劳动法规，如果外国人违反当地法律或某些工作条款，当局有权吊销其劳务许可，并把他们遣送回国。
政府声明显示，周六深夜到周日凌晨，29名司机全被遣送回国。
SMRT没有就执行遣返的细节发表评论。
内政部和人力部在12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29名司机破坏了作为关键服务的公共交通，对公共秩序构成了威胁。两部门说，他们的不法行为肆无忌惮、顽固不化。
* * *
与此同时，被控为罢工头目的几个人则面临着新加坡司法系统的审判。
12月6月，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被带回法庭。
据何军令和刘翔英说，警方调查人员曾劝他们不要请律师，说请律师相比立即认罪会带来更重的惩罚。警方没有回应本报针对这一说法的询问。
据辩方律师和检方说，司机们当庭表示他们想请律师，法官将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的保释金数额定为1万新元，将何军令的保释金数额定为两万新元。
据司机和相关维权人士说，维权人士和外来工代言组织帮助四人交了保释金，为他们提供了食宿。
支持也来自遥远的香港。据工会人士的声明和《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等媒体的报道，香港工会人士举行了示威，呼吁新加坡当局撤销对司机的指控。
据检方、辩方律师和何军令、刘翔英二人说，今年2月，四人决定拒绝检方开出的一个条件，诉诸公堂。这个条件是检方把起诉罪名从教唆罢工改为参与罢工，四人以认罪作为交换。
虽然两宗罪最高都可处以一年的监禁和2,000新元的罚款，但参与罢工通常被认为比教唆罢工更轻微。
但据何军令、刘翔英、代理高悦强和王献杰的律师说，在继续走法律程序的过程中，四人改变了想法。
何军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老家都还有家人要养。他还说，他们不想让一些仍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的同事为难。他说，所以我们决定加快进程。
据何军令、辩方律师和检方说，何军令对他的律师讲，他会以认罪换取七个星期的刑期，其他人则表示将接受六个星期的刑期。
2月25日再次出庭时，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全都承认教唆罢工，何军令承认了另外的一宗煽动罪名。
法庭文件显示，在判决之前，律师提请法庭考虑减轻处罚。
何军令的律师刘比得(Peter Low)和朱正熙(Choo Zhengxi)在呈堂文件中写道：惊吓公众决不是何军令的本意，为个人利益搅乱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也不是他精心策划的方案。
律师写道，他的行为源自其对居住条件、歧视性工资以及缺乏申诉渠道的深度绝望。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文件显示，代理刘翔英和高悦强的律师吴逸龙(Mark Goh)对法庭说，两位司机选择的是通过请病假逃避上班，而不是公然拒绝上班。
吴逸龙在呈堂文件中写道，这证明两人仍遵守并尊重劳动合同条款，不可能是故意扰乱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他们的计划取决于第三方医生的裁断。
但检方在呈堂文件中要求法官不仅仅是处以罚款或象征性刑期。
副检察司黄永吉(Francis Ng)和包佩玉(Peggy Pao-Keerthi)在呈堂文件中说，四名被告的行为无疑从一个方面造成了一种对公共交通服务产生负面影响的形势。
两人说，因此一定要向其他人发出威慑信号，奉劝他们不要为了获取雇主让步而犯下类似罪行，不然这样的行为终将有害于公众福祉。
法官施奇恩(See Kee Oon)判处何军令入狱七周，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各入狱六周。
SMRT和政府都未对判决发表评论。
* * *
四名司机在服刑完毕之后都回到了中国。总共有34名司机因参与罢工而被遣返。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部分司机找到了新工作，其他司机在《华尔街日报》联系到他们时还没有找到。
其中多人表示想把过去抛在脑后，但相关经历留下的伤痕仍余痛未消。
只逃了一天班仍被遣返的王勇说：“我有觉得我是受冤枉的。但是新加坡政府选择这样做，要尽快地做出处理方案解决劳工问题，我觉得也是难免的，这我可以理解。”
他后来在安哥拉的一家中资建筑公司找到了做机修工的工作。
撰写网文鼓动罢工的何军令在老家河南接受采访时说：“之前的事，就不要过多再讲了。人应该往下一步走。”他在河南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据他说是一个“管理类的职位”。
但他说，新加坡可以为外来工做更多事情。他觉得外来工群体没有得到东道主的足够认同。
他说：“外国劳工在为新加坡付出和贡献。他们做的东西是很多新加坡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很脏很累的行业和工作岗位。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据SMRT的声明和《华尔街日报》采访过的司机，对于留在新加坡的司机，以及后来去新加坡的新司机来说，工作环境还是因为这次罢工而有所改善。从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抗议见了成效。
SMRT的声明称，两年合同制中国司机现在获得的绩效激励与其他国籍的司机一致。他们每年拿13个月的工资，年底还有一笔数额不定的花红。SMRT说，公司采取措施改善了住宿条件（包括将部分司机搬到更好的宿舍），并重新排班，让司机得到充足的休息。
该公司说，它还调整了人力资源部门，对绩效差的主管加以诫勉，并改善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
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一位负责人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说，下属的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Union)一直在积极鼓励外国劳工入会。
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现在将SMRT企业大约86%的中国大陆籍巴士司机当作准会员看待，但根据联合会与SMRT签署的集体协议条款，像中国司机那样的合同制工人仍然不能成为正式会员。
准会员可以寻求工会帮助联络管理层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不过他们依旧不能参加决定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
在政府方面，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Jin)在2月份对国会说，人力部已经承诺加强对弱势工人的保护，并鼓励企业改善应对员工不满的机制。
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劳动节讲话中说：“无论我们如何苦心经营劳资关系，问题总会出现，纠纷总会发生。”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评论发生在SMRT的罢工。
李显龙说：“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一方采取非法的行动，或者刻意破坏劳资和谐的关系。这是新加坡的作风，我们必须保持这个优良的风气。”
完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司机、辩护律师、劳工维权人士等数十人，并查阅了司机之间的互联网交流的存档、政府官员与公司管理层的公开发言以及法庭文件，据此形成了这篇报道。报道将于本周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发表在“东南亚实时报”(Southeast Asia Real Time)栏目和《华尔街日报》亚洲网络版(asia.wsj.com)上，每天一篇。】
第
五章：尘埃落定前章回顾：在罢工进入第二天、引发公众怒火之际，当局逮捕了牵头的参与者。
本章概要：新加坡有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控制影响，但对今后的外来工而言，乌云背后透出了一线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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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周四），在中国籍巴士司机举行罢工、引起新加坡公众注意两天之后，检方指控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四人合谋教唆他人参与罢工。
因撰写一篇网文鼓动同事罢工，何军令还面临另一宗煽动指控。
据受到讯问的司机说，当天还有另外至少50名司机接受了讯问。据司机说，警方在数小时内释放了他们。警方没有对司机的具体描述置评。
一天过后，警方拘捕了第五人。2008年加入SMRT企业(SMRT Corp.)的38岁司机包锋善被控参与罢工。
检方在呈堂文件中说，他在罢工第一天与SMRT管理人员开会时发表了威胁言论。检方说，他暗示，如果司机们的要求一周内得不到满足，可能会再次罢工。
法庭文件显示，包锋善当时没有聘请律师，后来自承有罪，被判入狱六周，然后回到了中国。本报记者未能找到他。
到那时候，发生在新加坡的事情已经引起北京的注意。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希望有关各方对中国司机的合理诉求予以积极回应并妥善处理，维护中国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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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众围绕这次罢工展开日益激烈的讨论之际，新加坡政府向SMRT施压，要求公司解决司机的不满。
但新加坡政府也强调，示威者本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寻求援助，并指出，罢工之前他们并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最近的诸多异议，如认为受歧视的问题等。
据SMRT当时的声明，在罢工之后的几天，SMRT管理层开始走访中国籍司机，承诺对他们的薪资要求展开评估，并解决他们在住宿条件方面的关切。
SMRT声明说，公司聘请了承包商去修补宿舍中的缺陷和破损的器物，并让害虫防治公司去灭杀臭虫。声明说，对要求搬出当前住处的司机，公司另外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相关报道
但据SMRT提供的发言记录，郭木财还跟司机们说，在此之外不会再有加薪。
据SMRT声明，郭木财和SMRT其他管理人员解释说，公司发给中国籍司机的基本工资低于马来西亚司机，是为了弥补为中国大陆司机提供住宿补贴的成本。
郭木财在11月30日发表声明说，可惜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
郭木财说，这说明管理层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主动管理司机，与司机交流。
就在SMRT收拾罢工残局之际，政府方面却在准备做出它自己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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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2012年12月1日，一辆SMRT的巴士在将多名中国大陆巴士司机送至Admiralty West监狱后离开。
他后来回忆，周四那天，他跟警方调查人员谈了数小时，配合他们的问话，并声称他之前请的是合法的病假。
他以为这样就算完了。
王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上完夜班之后的周六凌晨，主管给他打了电话。
据王勇回忆，主管对他说：“警察总署还要你回去协助调查。等一会儿早上会有车来接你。”
王勇说，他不到8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等着。
他说，不久SMRT的一辆巴士来了。王勇说，车辆在街上缓慢行驶，然后开上了一条陌生的路，这让他感到紧张。
据王勇和另外一位司机说，巴士在新加坡北海岸附近偏远的海军部西路监管所(Admiralty West Prison)停了下来。
Wang Yong
2012年6月加入SMRT的王勇。
一名官员走上前来。据王勇回忆，他用普通话说：“你们二十几个人，我们会把你们遣送回中国。”
据王勇等部分在场司机说，司机们坚称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他们说，这名官员不为所动。
另一名司机走上前去。据王勇回忆，他问：“告诉我，我们犯了什么罪？”
据王勇和另一名司机说，这名官员表示，司机们参与罢工犯了法，惩罚措施是遣送回国。
据王勇回忆，这名官员坚定地说：“这已经是决定好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狮城巴士司机大罢工关键人物
据SMRT的声明和司机所述，SMRT管理层终止了司机的合同，并安排结清了未付工资。
据王勇说，一名警察对他讲：“你们会被给予警告，但我们不会起诉你们。”
据司机说，29名司机被要求换上囚服，并被带进牢房，有人送了晚饭。
据司机说，他们见不到律师，也被禁止打手机。但他们获准跟到访的中国大使馆官员讲话。
王勇回忆说，有些司机在牢房里不断大叫，骂脏话，但我意识到这没有意义，新加坡政府已经下了决定，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根据新加坡劳动法规，如果外国人违反当地法律或某些工作条款，当局有权吊销其劳务许可，并把他们遣送回国。
政府声明显示，周六深夜到周日凌晨，29名司机全被遣送回国。
SMRT没有就执行遣返的细节发表评论。
内政部和人力部在12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称，29名司机破坏了作为关键服务的公共交通，对公共秩序构成了威胁。两部门说，他们的不法行为肆无忌惮、顽固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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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轴：新加坡史上历次劳工运动
与此同时，被控为罢工头目的几个人则面临着新加坡司法系统的审判。
12月6月，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被带回法庭。
据何军令和刘翔英说，警方调查人员曾劝他们不要请律师，说请律师相比立即认罪会带来更重的惩罚。警方没有回应本报针对这一说法的询问。
据辩方律师和检方说，司机们当庭表示他们想请律师，法官将刘翔英、高悦强、王献杰的保释金数额定为1万新元，将何军令的保释金数额定为两万新元。
据司机和相关维权人士说，维权人士和外来工代言组织帮助四人交了保释金，为他们提供了食宿。
支持也来自遥远的香港。据工会人士的声明和《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等媒体的报道，香港工会人士举行了示威，呼吁新加坡当局撤销对司机的指控。
据检方、辩方律师和何军令、刘翔英二人说，今年2月，四人决定拒绝检方开出的一个条件，诉诸公堂。这个条件是检方把起诉罪名从教唆罢工改为参与罢工，四人以认罪作为交换。
虽然两宗罪最高都可处以一年的监禁和2,000新元的罚款，但参与罢工通常被认为比教唆罢工更轻微。
但据何军令、刘翔英、代理高悦强和王献杰的律师说，在继续走法律程序的过程中，四人改变了想法。
何军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老家都还有家人要养。他还说，他们不想让一些仍被要求协助警方调查的同事为难。他说，所以我们决定加快进程。
据何军令、辩方律师和检方说，何军令对他的律师讲，他会以认罪换取七个星期的刑期，其他人则表示将接受六个星期的刑期。
2月25日再次出庭时，何军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全都承认教唆罢工，何军令承认了另外的一宗煽动罪名。
法庭文件显示，在判决之前，律师提请法庭考虑减轻处罚。
何军令的律师刘比得(Peter Low)和朱正熙(Choo Zhengxi)在呈堂文件中写道：惊吓公众决不是何军令的本意，为个人利益搅乱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也不是他精心策划的方案。
律师写道，他的行为源自其对居住条件、歧视性工资以及缺乏申诉渠道的深度绝望。
《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法庭文件显示，代理刘翔英和高悦强的律师吴逸龙(Mark Goh)对法庭说，两位司机选择的是通过请病假逃避上班，而不是公然拒绝上班。
吴逸龙在呈堂文件中写道，这证明两人仍遵守并尊重劳动合同条款，不可能是故意扰乱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他们的计划取决于第三方医生的裁断。
但检方在呈堂文件中要求法官不仅仅是处以罚款或象征性刑期。
副检察司黄永吉(Francis Ng)和包佩玉(Peggy Pao-Keerthi)在呈堂文件中说，四名被告的行为无疑从一个方面造成了一种对公共交通服务产生负面影响的形势。
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图为1946年至2009年新加坡每年的罢工次数和缺工天数。此表中的缺工天数指的是每年因劳工运动而缺失的工作日总天数，通过劳工运动持续天数乘以受到影响的工人数量得出。
两人说，因此一定要向其他人发出威慑信号，奉劝他们不要为了获取雇主让步而犯下类似罪行，不然这样的行为终将有害于公众福祉。
法官施奇恩(See Kee Oon)判处何军令入狱七周，判刘翔英、高悦强和王献杰各入狱六周。
SMRT和政府都未对判决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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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司机在服刑完毕之后都回到了中国。总共有34名司机因参与罢工而被遣返。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部分司机找到了新工作，其他司机在《华尔街日报》联系到他们时还没有找到。
其中多人表示想把过去抛在脑后，但相关经历留下的伤痕仍余痛未消。
只逃了一天班仍被遣返的王勇说：“我有觉得我是受冤枉的。但是新加坡政府选择这样做，要尽快地做出处理方案解决劳工问题，我觉得也是难免的，这我可以理解。”
他后来在安哥拉的一家中资建筑公司找到了做机修工的工作。
撰写网文鼓动罢工的何军令在老家河南接受采访时说：“之前的事，就不要过多再讲了。人应该往下一步走。”他在河南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据他说是一个“管理类的职位”。
但他说，新加坡可以为外来工做更多事情。他觉得外来工群体没有得到东道主的足够认同。
他说：“外国劳工在为新加坡付出和贡献。他们做的东西是很多新加坡人不愿意做的。一些很脏很累的行业和工作岗位。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据SMRT的声明和《华尔街日报》采访过的司机，对于留在新加坡的司机，以及后来去新加坡的新司机来说，工作环境还是因为这次罢工而有所改善。从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抗议见了成效。
SMRT的声明称，两年合同制中国司机现在获得的绩效激励与其他国籍的司机一致。他们每年拿13个月的工资，年底还有一笔数额不定的花红。SMRT说，公司采取措施改善了住宿条件（包括将部分司机搬到更好的宿舍），并重新排班，让司机得到充足的休息。
该公司说，它还调整了人力资源部门，对绩效差的主管加以诫勉，并改善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渠道。
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一位负责人在回答《华尔街日报》的提问时说，下属的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Union)一直在积极鼓励外国劳工入会。
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现在将SMRT企业大约86%的中国大陆籍巴士司机当作准会员看待，但根据联合会与SMRT签署的集体协议条款，像中国司机那样的合同制工人仍然不能成为正式会员。
准会员可以寻求工会帮助联络管理层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不过他们依旧不能参加决定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的集体谈判。
在政府方面，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Jin)在2月份对国会说，人力部已经承诺加强对弱势工人的保护，并鼓励企业改善应对员工不满的机制。
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在劳动节讲话中说：“无论我们如何苦心经营劳资关系，问题总会出现，纠纷总会发生。”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评论发生在SMRT的罢工。
李显龙说：“政府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一方采取非法的行动，或者刻意破坏劳资和谐的关系。这是新加坡的作风，我们必须保持这个优良的风气。”
完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司机、辩护律师、劳工维权人士等数十人，并查阅了司机之间的互联网交流的存档、政府官员与公司管理层的公开发言以及法庭文件，据此形成了这篇报道。报道将于本周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发表在“东南亚实时报”(Southeast Asia Real Time)栏目和《华尔街日报》亚洲网络版(asia.wsj.com)上，每天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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