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罗斯福对扒粪运动不爽很正常。没谁愿意自己的每个毛孔都被人曝光，干啥都束手束脚。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区别不在于个人感受，在于整个体制的应对。美国的体制显然很“无能”，无论罗斯福怎样不爽，都不能调动“国家队”展开有效反击，所以他的毒舌毫无杀伤性。记者们非但不怕，反而引以为乐，欣然接受了“扒粪者”这个称号，并流传到今天。
当下中国也有扒粪运动，但中国的扒粪运动不会如此幸运。最新也最生动的个案，就是《新快报》事件。记者陈永洲在他供职的《新快报》上连续发表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而遭长沙警方跨省追捕，先抓后审，再“押上”央视向全国人民自证其罪，随即全国记协谴责，《新快报》道歉。陈永洲和《新快报》，反而自己被扒成了粪。
这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仅是财经类媒体的转折点，更是整个舆论监督即扒粪运动的转折点。市场化媒体开创了中国的扒粪时代，领军的是《南方周末》。2002年南周张君案报道，彻底激怒“各路诸侯”，他们联名上书要求对南周严加管束，便有了当年南周的改组。这不只是南周之挫，更是扒粪运动尤其调查报道之挫。各路诸侯至此终于可以松口气。
但是他们的好日子并不长，因为互联网的势头很快盖过传统媒体。尤其微博的兴起，更把扒粪运动升级为一场空前规模的人民战争。先是网络举报，随后传统媒体跟进，导致“表叔”、“房叔”纷纷落网。官场人人自危。最经典的例子，是李克强到芦山察看灾情，陪同的县官怕被媒体聚焦，悄悄把名表先摘下来藏进裤袋，但表在手腕上留下的白色印记仍逃不过网民的眼睛，结果引来更多笑骂。愤怒在官场汹涌，反弹的能量在官场聚积，扒粪运动的一场新劫难已是在所难免。
“净网行动”火山般爆发，也就完全符合逻辑了。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抢占高地，统统借口而已，各路诸侯的脑仁中哪有意识形态的位置，早被利益给塞满了。所谓“净网行动”，说白了无非是反击扒粪的还乡团大扫荡。新账旧账一起算，大V小V同时抓。网络舆论尤其微博一落千丈，原来高潮迭起的网络举报，更是风流云散，大势遽然逆转。
这根本是一场丛林战争，而且是狼对羊的战争。可能连各路诸侯自己也清楚这点，所以一方面赢了，一方面赢得特别心虚，生怕人心不服。而只要人心不服，就显然治标不治本。
就在这当口，来了《新快报》事件，给新阶段的反扒粪运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
新阶段的反扒粪运动，最大升级是对扒粪运动的污名化。扒粪运动的最大力量来自它的道德形象，即它代表社会良心，目的是社会正义，因而天然占据道德高地。对扒粪运动釜底抽薪，就必须彻底消解扒粪的道德形象；以其道还治其身，以扒粪对付扒粪。这并非不可行，因为索多玛之城，能有几个义人？本来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腐败，几乎所有行业，包括历史上形象最好、最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行业，都整个沦陷了。传统媒体尤其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财经媒体，怎么可能例外？要反过来扒他们的粪，能有多大难度？
这招数，其实“围剿”薛蛮子时已经初露锋芒。《新快报》事件中官产警媒一条龙，组成污名化扒粪者的神圣同盟，共同发力一气呵成，迫使扒粪者按下自毁按钮。这甚至比薄熙来的黑打都更黑，毕竟薄熙来还要“公检法联合办案”，而这次电视播报即可，连法院和检察院都统统靠边站了。无怪乎有网友嘲笑说，中央电视台该改名“中央电视法院”了。
对这奥秘，《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早说破。薛蛮子事件之初他就断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他据此警告批评者：“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一语成谶。随着《新快报》事件的“一锤定音”，污名化扒粪媒体的黑打战略正式启动。你敢扒官场的粪，官场就可能扒你的粪，把你弄到跟他们一样脏。除非你是圣人经得起扒。
这就是当下中国扒粪运动的现实困境。肉食者集体抱团，开动整个暴力机器反制民间，跟民间斗狠，跟民间比烂：我烂你也烂，彼此彼此，哪有什么正义。扒粪运动被搅成了一场泥潭混战，扒粪运动的正义性被消解，也就很难指望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很多本来满怀期待的民众会失望地纷纷走开，有话语权的精英也往往闪避，生怕连累了自己的羽毛。譬如《新快报》事件，央视新闻播出陈永洲认罪的节目后，马上就有人庆幸自己没有声援《新快报》而自居英明。
自己不是完人但要求扒粪者是完人，自己不英勇但要求扒粪者英勇，这是庸众的普遍心态，肉食者制造的泥潭混战因而确实有市场。中国的扒粪运动尤其传统媒体的扒粪运动，已经走过了它的牧歌时代，不再那么理想单纯不再那么罗曼蒂克。肉食者更专业更精准的狙击，公众的狐疑，自己阵营的鱼龙混杂，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爆发并且彼此纠缠。那么出路安在？
惟一的出路，只在程序正义。如果对所有当事方都信不过，这怀疑精神并不为错，因为现实之诡异确实超出常理。但这不等于可以放弃一切信任，放弃扒粪，因为这正中肉食者的下怀。如果不信任所有当事方，请相信法治；如果不愿为所有当事方背书，请监督执法者为法律背书。当所有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就只剩下程序，那么请用程序制约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
其实，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法治，是单单靠道德理想、靠圣人建立起来的，都是满怀私心的各色人等，穷尽丛林之战之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为了共存，不得已达成的妥协，不得已选择了程序正义即法治。法治原本就不是主要起源于高尚，而主要起源于晦暗难明的利益博弈。所以，肉食者用扒粪对付扒粪，把扒粪者弄到跟自己一样脏，把世上所有的高尚、所有的道德理想都涂黑，又有什么意义？这难道不是更证明程序正义即法治之刻不容缓吗？不是更证明人治之倒行逆施吗？
所以，我们原本无须相信任何人，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呼唤程序正义，呼唤法治，在每个公共事件上，在每个公共事件的每个细节上。
回头再说《新快报》事件，是的，这中间可能没有一个义人，可能都恶。但纵然如此，仍不能一锅煮，仍有小恶大恶之分。最大的恶，就是能够不择手段用违法方式对付所有小恶的恶，即公权力之恶。我们不是上帝，不可能同时向所有的恶开战，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集中力量狙击大恶，因为大恶才是对所有人、对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胁。我们无须声援《新快报》，但我们必须在法律上死磕，必须用程序正义检验执法者的每个执法细节。这不是为了陈永洲，不是为了《新快报》，这只为了法治的尊严，每个人的尊严，归根到底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
没有几个义人的索多玛之城，不会有多少真正的义战，更多是恶恶相磨。但纵然是恶恶相磨，也并非没有公共意义。从恶恶相磨中精确地把握义的机遇，从恶恶相磨中拓展义的空间，通过恶恶相磨不断地趋近义即趋近法治，这可能是索多玛之城通向法治的不二法门。
这就要求我们多一些雅量和容忍，而不能过于优雅、不能那么纯而又纯、不能那么道德完美一味苛责小恶。总而言之，不能因为是恶恶相磨就都走开。因为恶恶相磨走开，因为小恶原谅大恶，甚至为大恶不择手段地对付小恶而欢呼，你就等着自己沦为口鱼的那一天吧──你也不是义人，你也不会没有一点小恶，选择性对付小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你准备。不要等到真到了那一天，才来说后悔。
本文作者笑蜀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所
谓“扒粪运动”，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一批记者致力于追踪黑幕，揭发丑闻，让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很不爽。在一次演讲中，罗斯福把这批记者比作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笔下的一个反派人物：他从不仰望天空，只手拿粪耙埋头打扫地上的秽物。罗斯福对扒粪运动不爽很正常。没谁愿意自己的每个毛孔都被人曝光，干啥都束手束脚。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区别不在于个人感受，在于整个体制的应对。美国的体制显然很“无能”，无论罗斯福怎样不爽，都不能调动“国家队”展开有效反击，所以他的毒舌毫无杀伤性。记者们非但不怕，反而引以为乐，欣然接受了“扒粪者”这个称号，并流传到今天。
当下中国也有扒粪运动，但中国的扒粪运动不会如此幸运。最新也最生动的个案，就是《新快报》事件。记者陈永洲在他供职的《新快报》上连续发表对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而遭长沙警方跨省追捕，先抓后审，再“押上”央视向全国人民自证其罪，随即全国记协谴责，《新快报》道歉。陈永洲和《新快报》，反而自己被扒成了粪。
这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仅是财经类媒体的转折点，更是整个舆论监督即扒粪运动的转折点。市场化媒体开创了中国的扒粪时代，领军的是《南方周末》。2002年南周张君案报道，彻底激怒“各路诸侯”，他们联名上书要求对南周严加管束，便有了当年南周的改组。这不只是南周之挫，更是扒粪运动尤其调查报道之挫。各路诸侯至此终于可以松口气。
但是他们的好日子并不长，因为互联网的势头很快盖过传统媒体。尤其微博的兴起，更把扒粪运动升级为一场空前规模的人民战争。先是网络举报，随后传统媒体跟进，导致“表叔”、“房叔”纷纷落网。官场人人自危。最经典的例子，是李克强到芦山察看灾情，陪同的县官怕被媒体聚焦，悄悄把名表先摘下来藏进裤袋，但表在手腕上留下的白色印记仍逃不过网民的眼睛，结果引来更多笑骂。愤怒在官场汹涌，反弹的能量在官场聚积，扒粪运动的一场新劫难已是在所难免。
“净网行动”火山般爆发，也就完全符合逻辑了。什么意识形态，什么抢占高地，统统借口而已，各路诸侯的脑仁中哪有意识形态的位置，早被利益给塞满了。所谓“净网行动”，说白了无非是反击扒粪的还乡团大扫荡。新账旧账一起算，大V小V同时抓。网络舆论尤其微博一落千丈，原来高潮迭起的网络举报，更是风流云散，大势遽然逆转。
这根本是一场丛林战争，而且是狼对羊的战争。可能连各路诸侯自己也清楚这点，所以一方面赢了，一方面赢得特别心虚，生怕人心不服。而只要人心不服，就显然治标不治本。
就在这当口，来了《新快报》事件，给新阶段的反扒粪运动客观上提供了契机。
新阶段的反扒粪运动，最大升级是对扒粪运动的污名化。扒粪运动的最大力量来自它的道德形象，即它代表社会良心，目的是社会正义，因而天然占据道德高地。对扒粪运动釜底抽薪，就必须彻底消解扒粪的道德形象；以其道还治其身，以扒粪对付扒粪。这并非不可行，因为索多玛之城，能有几个义人？本来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全民腐败，几乎所有行业，包括历史上形象最好、最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行业，都整个沦陷了。传统媒体尤其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财经媒体，怎么可能例外？要反过来扒他们的粪，能有多大难度？
这招数，其实“围剿”薛蛮子时已经初露锋芒。《新快报》事件中官产警媒一条龙，组成污名化扒粪者的神圣同盟，共同发力一气呵成，迫使扒粪者按下自毁按钮。这甚至比薄熙来的黑打都更黑，毕竟薄熙来还要“公检法联合办案”，而这次电视播报即可，连法院和检察院都统统靠边站了。无怪乎有网友嘲笑说，中央电视台该改名“中央电视法院”了。
对这奥秘，《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最早说破。薛蛮子事件之初他就断言：“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他据此警告批评者：“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一语成谶。随着《新快报》事件的“一锤定音”，污名化扒粪媒体的黑打战略正式启动。你敢扒官场的粪，官场就可能扒你的粪，把你弄到跟他们一样脏。除非你是圣人经得起扒。
这就是当下中国扒粪运动的现实困境。肉食者集体抱团，开动整个暴力机器反制民间，跟民间斗狠，跟民间比烂：我烂你也烂，彼此彼此，哪有什么正义。扒粪运动被搅成了一场泥潭混战，扒粪运动的正义性被消解，也就很难指望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很多本来满怀期待的民众会失望地纷纷走开，有话语权的精英也往往闪避，生怕连累了自己的羽毛。譬如《新快报》事件，央视新闻播出陈永洲认罪的节目后，马上就有人庆幸自己没有声援《新快报》而自居英明。
自己不是完人但要求扒粪者是完人，自己不英勇但要求扒粪者英勇，这是庸众的普遍心态，肉食者制造的泥潭混战因而确实有市场。中国的扒粪运动尤其传统媒体的扒粪运动，已经走过了它的牧歌时代，不再那么理想单纯不再那么罗曼蒂克。肉食者更专业更精准的狙击，公众的狐疑，自己阵营的鱼龙混杂，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爆发并且彼此纠缠。那么出路安在？
惟一的出路，只在程序正义。如果对所有当事方都信不过，这怀疑精神并不为错，因为现实之诡异确实超出常理。但这不等于可以放弃一切信任，放弃扒粪，因为这正中肉食者的下怀。如果不信任所有当事方，请相信法治；如果不愿为所有当事方背书，请监督执法者为法律背书。当所有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就只剩下程序，那么请用程序制约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人。
其实，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法治，是单单靠道德理想、靠圣人建立起来的，都是满怀私心的各色人等，穷尽丛林之战之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为了共存，不得已达成的妥协，不得已选择了程序正义即法治。法治原本就不是主要起源于高尚，而主要起源于晦暗难明的利益博弈。所以，肉食者用扒粪对付扒粪，把扒粪者弄到跟自己一样脏，把世上所有的高尚、所有的道德理想都涂黑，又有什么意义？这难道不是更证明程序正义即法治之刻不容缓吗？不是更证明人治之倒行逆施吗？
所以，我们原本无须相信任何人，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呼唤程序正义，呼唤法治，在每个公共事件上，在每个公共事件的每个细节上。
回头再说《新快报》事件，是的，这中间可能没有一个义人，可能都恶。但纵然如此，仍不能一锅煮，仍有小恶大恶之分。最大的恶，就是能够不择手段用违法方式对付所有小恶的恶，即公权力之恶。我们不是上帝，不可能同时向所有的恶开战，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集中力量狙击大恶，因为大恶才是对所有人、对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胁。我们无须声援《新快报》，但我们必须在法律上死磕，必须用程序正义检验执法者的每个执法细节。这不是为了陈永洲，不是为了《新快报》，这只为了法治的尊严，每个人的尊严，归根到底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
没有几个义人的索多玛之城，不会有多少真正的义战，更多是恶恶相磨。但纵然是恶恶相磨，也并非没有公共意义。从恶恶相磨中精确地把握义的机遇，从恶恶相磨中拓展义的空间，通过恶恶相磨不断地趋近义即趋近法治，这可能是索多玛之城通向法治的不二法门。
这就要求我们多一些雅量和容忍，而不能过于优雅、不能那么纯而又纯、不能那么道德完美一味苛责小恶。总而言之，不能因为是恶恶相磨就都走开。因为恶恶相磨走开，因为小恶原谅大恶，甚至为大恶不择手段地对付小恶而欢呼，你就等着自己沦为口鱼的那一天吧──你也不是义人，你也不会没有一点小恶，选择性对付小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你准备。不要等到真到了那一天，才来说后悔。
本文作者笑蜀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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