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梁建章
据
10月12日《新京报》报道，1985年7月，人口专家梁中堂在山西翼城县力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获得中央支持。如今28年过去了，翼城县人口并没有急剧增长，生育率反倒下降，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实际上，翼城二胎试点的结果毫不奇怪，因为过去20年的各种调查和各地双独放开二胎的政策实施效果都显示，不仅城市而且乡村的自然生育意愿都处于极低水平。真正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竟然担心政策放开会导致生育率居高不下。
通俗来说，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处于替代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人口最终将稳定。中国的更替水平是2.2，即每对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9，2011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5和1.25。
尽管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被低估，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回推验证历史数据发现，这种低估现象就算存在也非常有限。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12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年还是被认为会带来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替代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
顽强的生育文化曾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之一，但目前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区域却是东亚文化圈，其中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社会更是比东亚其他地方更低。在有海外华人生活的国家，华人的生育率也普遍低于主流民族。与中国文化相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中国大陆的泰国、越南、缅甸和朝鲜的生育率也分别只有1.58、1.82、2.0和2.0，全在替代水平以下。相比之下，俄罗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4、1.94、2.0和2.1。除非明列，本文引用的海外生育率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2011）。
不同代际女性生育规律的变化对未来生育有着决定性影响。图1显示，越晚代际的女性生育数量越少。比如到30岁时的累积生育孩子数，1966年出生的女性为2.01，但1980年出生的仅为1.18，下降近一半，虽然两者处于相同的生育政策之下。这说明年轻女性的生育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从趋势看，后面女性生育数量会更少，80后的终生孩子数可能难以超过1.5。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替代水平也几乎不可能。
那么完全放开生育后，生育率到底会反弹到什么水平？根据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的关系，考虑到东亚的生育情况，我们相信中国在无限制下的自然生育率不会高于1.7，作为参考，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中国的泰国，其生育率仅为1.58。
放开生育后会有一些夫妻进行补偿生育，也就是实现那些过去因为限制未能实现的生育。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过去各年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没有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14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不只是放开二胎），在2014至2018年的生育率分别为2.25、2.12、2.02、1.93、1.89；即使鼓励生育，成功把生育率稳定在2.0，未来人口峰值也不会超过14.45亿。我们的方法倾向于高估完全放开之后的生育率。第一，对无限制的自然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其次，没有考虑结扎和节育的因素，也没有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0）的一项研究，中国的剖腹产比例在2008年就达到46%，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长期限制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不管生育政策是否放松，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经逐步把一胎当成正常，农村在向城市看齐。因此，真正可怕的不是生育率反弹，而是完全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无法把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
最棘手的是低生育陷阱，也就是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后将难以充分回升。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养育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平均养育费用。按美国农业部（2012）的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8。第三个孩子的额外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8%，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没有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确定无疑。而且，少子化也可能会降低养育的社会规模效应。从2000到2010年，由于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导致当地学龄儿童减少，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过半，学生上学平均多走四公里（人民日报，2012年6月14日），增加了孩子与家长的负担。
因此，在少子化社会中，虽然养育孩子的总成本可能比正常养育二三个孩子的状态要低，但单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却更高。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中国城市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单个孩子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恶性循环。
另外，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实际生育率，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以后才体现。因此，低生育率的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低生育国家更低，生育观念被破坏得更严重，鼓励生育将更加困难。
中国的人口危机不是生育太多，而是太少，且几乎没有希望恢复正常。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是前车之鉴。韩国 (Lee，2009)在1962至1995年间曾推广小家庭鼓励少生，生育率从5.79降至1.65;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05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新加坡在1987年的生育率为1.62，1988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五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现在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2左右。台湾也曾实行过比较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改弦更张，但近年生育率一直在0.9至1.2之间徘徊(台湾内政部户政司)。
中国大陆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在经历补偿性反弹后，由于90后母亲数将锐减，出生人数几年后依然会雪崩式下滑。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每年将减少至少1000万人，其衰减速度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从2030年到2070年，中国人口的下降幅度将达40%。相比之下，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年人口下降幅度不过3.4%，扣除移民的自然下降也只有7.8%。
如图2所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总体上一直在下降，只在1950至1975年间从21.8%升至22.4%，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部分原因还是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从1980至2012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更是从22.1%下降了将近三个百分点至19.3%，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按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将降至5%以下，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一落千丈。
因此我们期待，中国政府能够切实体认到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立即全面无条件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再次下滑到更替水平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让中国回到正常的生育状态。
（本文作者黄文政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任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与董事总经理。梁建章系携程旅行网创始人之一， 2011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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