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政 / 梁建章
近
日，《新京报》在报道山西翼城县二胎试点28年后生育率不升反降时，用的似乎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语调，而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心态。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经过几十年一面倒的计划生育宣传，人口太多成为全民共识，减少人口利国利民成为公理。但实际上，所有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都似是而非，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不妨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庆黄金周期间，九寨沟等众多景区游客数量暴涨，远超接待能力，于是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但这实际上完全是因为假期安排不合理，导致黄金周旅客的流量大幅超过平时的水平，与人口总量并无关系。如果一个景区的客流量极不平衡，那么高峰期必然出现严重的拥挤，因为景区没有意愿和财力，仅仅为了几天的高峰，去扩充接待能力。反之，如果一个景区每天都像黄金周生意那么好，自然会去增添设施，甚至开发新的景点来分流游客。
在中国西南有不少可媲美九寨沟的自然景观，只要有稳定的客源，就有意愿去进行开发并建设配套的机场、道路、酒店等。几十年前，中国人相对贫穷，九寨沟根本不是旅游景点，附近更无机场、道路和酒店。九寨沟成为旅游景点是典型的“需求促进供给”的现象。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已经开发太多了，应该给大自然留下一点清静。这其实完全是观察偏差所导致的想当然。别说中国西部存在无数的人烟罕至的美景，就是东部的江西、福建、安徽，甚至浙江和山东都有大量的自然景色优美的景区为平时游客太少而发愁。笔者之一在国庆期间乘高铁从北京去杭州，同座的一个北京退休老人看着窗外的景色就一路纳闷，怎么到处都看不到人？中国13亿人都到哪里去了？城市里到处是人，怎么一路过来乡村几乎就看不到人，京沪高铁经过的难道不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东部吗？
其实，中国人多的地方是城市，而非乡村。而城市的拥挤只是人们为获得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中国有无数村庄甚至小城镇都不拥挤，而且人越来越少。经济发达的国家通常更有意愿和条件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让城市拥挤度较低也能达到效率的提高。因此，城市的拥挤度与全国人口总量关系不大，而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更大。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其大城市也很拥挤。可比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城市的拥挤程度在全球只处于中等水平，比发达国家大城市高，但却相当于甚至低于巴西和阿根廷的大城市，尽管这些国家地广人稀。
因此，中国人口众多不仅不是旅游景点和大城市拥挤的原因，反而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许有人说类似九寨沟的景区可能会有很多个，但是故宫只有一个，而中国人都要去故宫。所以，中国人越多，故宫越挤。但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才建造了故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否则故宫就可能只有韩国的皇宫那么大，会更挤，甚至根本就不存在。
实际上，所有支持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减少人口利国利民的理由都是像上面的例子一样，乍听似乎很有道理，但深入分析之下则完全不成立。即便个别理由在短期内有一点道理，但从长期来看也是错误的（可参考本文作者的其他专栏文章）。
既然如此，为何中国会持续限制生育这么久？这背后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支持生育限制的个种理由虽然长期和宏观上不成立，但在短期和微观上却与直观相符。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发现自己各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均意义上更是如此，大量知青回城又造成了短期的就业困难，因此很容易就把这些问题部分归咎于人口太多。而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之后，人口过剩的思潮一度风行全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组织更是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和鼓励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这一里一外的思潮自然让严厉控制人口的思想在中国找到土壤。这种思想不仅影响到决策层，也影响到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理工背景的学者，心怀强国之梦，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与人口政策相关的研究当中。
其次，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是一个比较数学化的问题，一般人难以把握。改革开放之初对科学的崇尚蔚然成风，某些理工背景的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对人口变量的内在关系进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一新。但模型自身的严谨并不等同于其假设的合理和推断的正确。仔细阅读当年的重要文章就发现，这些模型的假设之离谱，推断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设定基于动物蛋白摄入量和技术装备程度的人为目标，再限定各种条件的增长速度上限，由此来推导出中国在未来多少年内的所谓适度人口是六到八亿，这种决定人口政策宏观目标的论证，毫无任何学术严谨性和现实意义，其基本假设也早就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决定人口政策方向的应该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底如何非常复杂，其结论的不确定性远超过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不是一些未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学者能把握的。然而，这些学者在本领域的成就、和他们使用方法的数学化和计算机化却给他们极端的结论罩上了一层科学的光环。
第三，人口政策的后果有着至少几十年的滞后性，严厉生育限制的几十年恰恰又是中国经济因为改革开放而蒸蒸日上的时期，所以人们很自然会把经济上的成就部分归功于生育限制政策，虽然其贡献现在从规范性的实证研究来看微不足道，而且这种贡献的前提还是1960至1980年代出生了大量人口。实际上，对政策效果进行客观的评判需要非常规范的学术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客观上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二是学术界内部缺乏有效机制让不同的独立研究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落后，尤其在早期缺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
第五，数十年来，中国计划生育宣传无所不在，早年各种标语遍及城乡，甚至初中的思想品德、地理、历史、生物课本都有宣扬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的内容。这种强势宣传后果是，当代中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都是最为偏执的人口观念。中国是个内部同质性极强的国家，一种观念一旦形成都会具有巨大的惯性，因为当周围人都那么相信时，很少人会怀疑它的合理性。而且，在庞大而历史悠久的中国，人们对国家层面的决策存在着天然的信任。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有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对基本国策的研究肯定非常透彻，怎么可能会犯错误？我们在深入研究人口问题之初一度有过这种想法，直到仔细阅读了政策实施之前几乎所有重要文献后才认识到自己当初的想法只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组织规模越大，内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面临的挑战越大。当每个人都对某件事深信不疑时，最终这件事情可能恰恰毫无道理，因为绝大部分相信的理由不过是别人也相信。
第六,在中国很多人觉得制定人口政策是人口学家和计生部门的职责，但这是一个误区。严格来说，人口学研究的是人口自身和其他变量对人口的影响。但人口政策所关心的却是相反的问题，即人口对经济、社会、国防、环境、文明兴衰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学，而是经济学、社会学、国防战略、环境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人口预测关心的变量是人口，因而是典型的人口学问题；但研究人口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所关心的变量是经济发展，因而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人口在这里只是作用因子。因此，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并不是人口学应该或有能力回答的问题。但在中国，某些人口学家却被赋予为人口政策决策方向提供建议的职责，这完全超出他们的知识和专业范围。计生部门是执行人口政策的职能部门，其利益直接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在核心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本应回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这种角色混乱很容易导致部门利益凌驾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悲剧。
最后，尽管支持严厉生育限制的理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但当一件事情错得过于离谱时，人们反而更难相信它是错的。这是因为承认它的错误需要承担更大的理智和情感的代价。对于生育限制政策来说，无论倡导者，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几乎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真心相信这个政策会成就一个富强的中国。该政策执行的背后是全民族的巨大牺牲，因此人们情感上更难以接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换来的恰恰是一个不断衰微的中国。严厉化生育限制政策已经实施30多年了，很多人早已淡忘这个政策最初是如何论证的，更不知道其论证所依据的研究多么粗糙和荒诞。继续生育限制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竟然是，如果现在停止，那么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换言之，严厉化生育限制本身的错误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种惯性在不断地维持强化其本身的存在。
近期单独放开二胎成为媒体的热点，也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期望。但这种改变不过是一种限制政策的弱化，不仅增加执行成本，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更会发出中国需要继续限制生育这样一种完全错误的信号。如同翼城试点结果所显示的，不要说单独放开，就是放开二胎都远远不够。有限的放开只是人们对“城市一胎和农村一至二胎”政策一种心理上的折中，并无科学根据。在中国，特别在城市，人们已经把一胎或两胎当成正常，远未认识到这已经距离人类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有多么遥远。
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是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也是维持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但是，短短几十年内这个根基就被可能被摧毁。尽管人口多并不必然就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
（本文作者黄文政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现任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与董事总经理。梁建章系携程旅行网创始人之一， 2011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还兼职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