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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了第一次改革以来，中国迎来了几次自由经济改革的浪潮，这些浪潮往往是在危机之后出现的。促成第一次改革的危机是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浩劫。随后的改革是伴随1989年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而来的。再后来的一次改革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
这些动乱过后实施的深远改革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过去十年中，经济改革的势头已停滞，斯大林时代的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垄断的经济体制陷入僵化。
在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只完成一半的改革是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他一直认为，未能完成的改革导致腐败成风，因为不负责任的官员从中国经济繁荣中渔利。吴敬琏说，这些所谓的寻租者希望中国这种依赖资源消耗的投资而不是消费的不平衡增长模式永远持续下去。这就导致了经济浪费和低效。
这也是他为何认为下一波改革需要将政治体制作为直接目标。吴敬琏认为，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增长步入可持续轨道，也才能扭转公众对三十年的改革只是让特权精英获利并拉大社会差距的看法。
吴敬琏并不是狂热的改革派。市场普遍称他为“吴市场”，而他的门生们则尊称他为吴老，这些人中有一些现在担任中国重要的经济职务。中国的多位总理也都会聆听他的观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听取他的建议。他还是这届政府中知名改革派的导师，其中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财政部长楼继伟。
虽然吴敬琏是一名学者，但他的经济观点来源于实践经验。他曾在多家企业任职。他的外曾祖父曾建立过一家火柴厂，他的父亲曾创办了中国最大的私人报纸集团。那家火柴厂最终倒闭，他父亲的报纸也被迫关闭。
吴敬琏在新的英文文集中说道，我逐渐明白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体制和政治形势为条件。该文集收录了吴敬琏的重要文章，由加州大学 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中国经济专家劳福顿(Barry Naughton)担任编辑和译者。
吴敬琏所提出的建议是逐渐削弱国家对经济的支配权，其中包括削弱国有企业的支配权，目前国有企业依然在关键的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他还提出让法院独立，起草附带权利条款的新宪法，引入新闻自由，所有这些都将制约中共在各个方面的权力。
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对于这样的任务已容不得迟疑。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今年11月召开之前，吴敬琏所积极坚持的看法已受到了关注。这次会议将确定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将对中国21世纪的前景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过，那些试图阻止这次会议可能发起的新一波改革的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83岁高龄的吴敬琏看来，他的改革思路在中共党内面临着比过去三十年几乎任何时候都要大的阻力，正是这个原因，才需要让经济改革始于政治改革。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领导集体已经走到了反面，提出了“七个不要讲”，包括不要讲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
公开提倡言论自由和法制的经济学家夏业良本月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解聘，校方给出的理由是教学成绩不合格。
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提出了毛泽东式的口号和运动思想。他近期表示，要让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换句话说，对于吴敬琏的核心改革建议甚至不能公开谈论。这就大大缩减了11月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提出的改革范围。
劳福顿说，毫无疑问情况发生了倒退。他承认他已经难以将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公开发出的经济改革承诺与遍及中国的保守的政治活动划等号了。他说，这是说不通的。
对11月份会议的普遍预期是改革金融体系，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经济，并加快城市化。
这些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却远不及以前的几波让经济走上高速增长轨道的改革。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农村发生了改变。他的下一波改革确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改革了税制。随后的改革让全国的存量住房实现了私有化，消除了贸易壁垒，实现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关停了数以千计的亏损国有企业，进而也使上千万的工人下岗。
而且，这些都算不上吴敬琏所说的必需的改革。
不过，吴敬琏依然对他的中国未来将克服困难的看法持乐观态度。他在这本书开篇与劳福顿的问答内容中说，有一个情况让他对重启改革抱有希望。他说，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新一代领导集体将会看到这些问题，如果不改革，他们将会很困难。
Andrew Brow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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