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f Joffe
共产主义的消亡并没有解决这个大问题，而只是让它沉寂了几十年。如今中国的崛起以及民主经济体出现的各种危机──泡沫、萧条、过度开支和巨量债务，又将这一似乎已经有了历史定论的问题重新提起，而此前自由民主之声曾传遍了全世界。现在被打败的理论又从坟墓中爬出来了，开始昂首阔步引吭高歌。许多西方人也开始发问：过去被亚洲小龙（韩国、台湾、日本）、如今被中国实践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比一团糟、高度内耗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有利于实现富裕和全球化？
他国崛起理论认为历史将在明日重现，中国将展翅高飞。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保持谨慎。过去的每一个“经济奇迹”都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正如19世纪的英国、美国和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台湾、韩国和西德。但这些经济体都未能将最初几十年的超高经济增速保持下去，最终经济增长都放缓。当年轻的繁荣让步给成熟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都降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何为正常水平呢？对美国来说，就是2008年经济危机前三十年远高于3%的平均增速。德国经济增速则从3%降到不足2%。日本经济增速从4.5%降至1.2%。
随着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进入制造业社会进而又转变为服务和知识经济体，该国的经济增速先上升后下降然后逐渐平稳。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不再能供应似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随着固定投资规模的上升，边际收益率将下降，每单位新资本产生的产出将减少。这就是最古老的经济规律之一──收益递减规律。
这一递减效应同样适用于遭遇战争和破坏后经历重建阶段的工业国家，正如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这两个例子的模式是一样的。想想飞机的快速起飞过程，先是迅速攀升直冲云霄，然后下降再转变为正常的水平飞行模式。需要强调一点，经济增长的趋势线从来不是平滑的。在较短的时期内，趋势线将受到商业周期的起伏或者内乱或战争等外部冲突的扭曲。
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看到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在“崛起的七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速在两年的时间内就从8%跌至零以下。七十年代的另一颗新星韩国的经济增速则从12%跌落至-1.5%。在这十年内，中国大地正全面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导致其经济增速从19%的历史高点骤降至零以下。近期的中国历史完美地阐释了“外源性”冲击的作用，这种冲击对经济造成的破坏远远大过周期性下滑带来的影响。内乱是仅次于战争的阻碍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先后萎缩了八个和七个百分点。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也降至连续两年仅2.5%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表明，这一诅咒未来可能再次困扰中国：国家的控制力越强，经济就越容易受到政治冲击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当局为何如此痴迷于透过“天安门事件”的棱镜来看每一次“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尽管“天安门事件”已是上一代人的事了。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写道，中国领导人总是担忧他们掌权的日子不多了，从1989年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倒台，这让中国领导人有了不祥的预感；而就在同一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共产党的统治差点被推翻。
今天，中国腾飞的经济令全世界着迷。但中国凭什么可以从此以后一直藐视经济史的裁决？自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推动西方迅速扩张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跳出这个历史宿命。
外界缘何对中国如此迷恋？西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强权人物时都会暴露自己的软弱。想一想，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对斯大林大加奉承，德国教授团体早期曾叛投希特勒，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e Gide)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看到了“人类获救的希望”。
这些暴君的承诺不仅包括救赎世人，还包括经济的重生；他们是身体力行的工程师，而那些思想家只会做梦与辩论，渴望权力但又太过畏怯而不敢争取。这些都毫不可怪。不幸的是，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数不清的人间苦难，而德国共产主义桂冠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发表过这样有名的言论：先填饱肚子，才能讲道德。
今天的衰落论者也在类似的诱惑下屈服了。他们审视了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研究了中国30年的奇迹，然后再次得出了国家霸权可以比自由民主表现得更出色的结论，尤其是在市场和利润的支撑下。权力最初确实催生了经济的增长，但就如20世纪伤痕斑斑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会步履渐趋蹒跚。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在迫使民众投入疯狂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做得很不错，仅用几年时间就取得了民主国家要用数十年或是数百年才能获得的成就。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飞行的汉堡人”列车仅用138分钟就从柏林开到了汉堡。而在战后民主化的德国，铁路系统用了66年才达到上述纪录。原因很简单：纳粹不需要担心来自地方的阻力，无需理会对于环境影响的报告。由德国设计的磁悬浮列车现正在驰骋于上海市区和浦东国际机场之间。而在德国国内，一场反对噪音和补贴的民主集会就令磁悬浮列车项目“脱轨”了。
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式最初能够取得成功，但最后难逃失败的命运，典型的如苏联模式；或者还没有达到经济的起飞阶段就夭折，如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统治下的埃及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古巴，以及其他许多自上而下经济模式的模仿者。21世纪民粹主义军事独裁者的模式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看看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就知道了。
威权主义或“指导下的”现代化撒下了导致自身灭亡的种子。这个体系最初可以移山，但最终自身就变成了一座山──僵硬、顽固而无法撼动。体系之下的既得利益者，像贯穿人类历史的特权群体一样，首先无视变革，继而抵制变革，因为变革会对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构成致命的威胁。
这种形式的寻租存在于每一个这样的社会。正如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回忆法国旧制度时所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精英阶层穷其一生都在追逐公职以确保自己的“租金”，一份比自由市场所能给予的更多的财富。在法国旧制度下，租金就成了对“一份可以用作私人用途的特定收入来源的法定索偿权”。也就是说，权势者的游戏就是将公权转化为私利，压制市场及竞争。
在20世纪的东亚可以轻易地找到法国旧制度的影子，在这里政府和社会都在玩这种游戏，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利益交换。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一些特定的行业及利益集团获取优势地位；然后这些既得利益者追求更大的权力从而获得垄断地位、补贴、税收优惠及保护，进而增加其租金──即远远超过竞争的社会体系所能给予的财富和地位。
国家越大，租金就越多。若国家而非市场决定经济效益，那么政治将取代盈利能力成为资源的分配者。牌照、建筑许可、资本、进口许可以及非竞争性法规为政府牢牢掌控或流入特权群体手中，进而滋生腐败，降低效率。而这样的制度要修复起来并不容易。政府依靠其“客户”，而“客户”也牢牢依附在权势者身上。这样一张越来越大的相互依附的网带来的将是社会的停滞，抑或反抗。
那么从亚洲小龙的身上是否能看出中国这条巨龙的未来呢？他们所遵循的模式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别不容忽视。一个就是规模，无论如何中国都将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量级参与者。另外一个是人口状况。亚洲小龙们走的是经济崛起的典型道路。像西方国家一样，来自农村、涌入城市寻找更好生活的人群成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军，他们压低了工资水平，提升了企业的利润和资本存量。
就这样韩国、台湾和日本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厂”，这些国家的纺织、机械、汽车和电子令西方工业的生存面临威胁，正如今天中国的巨额出口给全球带来的挑战一样。而一旦劳动力的转移完成，这些国家就无法再为工业机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了。
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准备脱离农村贫困的人口，所以不能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混为一谈，日本不断萎缩和老龄化的人口不会依靠移民和人口繁衍很快得到充实。在全球出生率排名方面，日本位于底部，比台湾高一位，比韩国低一位。该国可以说是东亚的“死亡之愿”。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后备军”依然充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强制资本积累、抑制消费以及对环境的漠视）带来的传统优势也尚未耗尽。
但请小心“2015诅咒”。尽管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持续膨胀，这一问题是极低的出生率、健康水平上升以及平均寿命延长所致。随着中国走向老龄化，美国将走向年轻化，这得益于其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一个社会陷入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其劳动力人口会下降，寻求安全和稳定的人与希望冒险和索取（经济增长的无形引擎）的人之间的文化平衡也会改变。
无论如何，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迅速变小。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平均薪资水平已经增长了三倍，而曾经年增长率惊人的中国经济已不再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中国民众的不满（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来衡量）正在上升，但这种不满主要与当地的腐败和精英阶层的寻租有关，其意不在动摇中共的政治垄断。天安门广场的一次示威并不能引发一场革命。像台北和首尔那样的推翻暴君的大众抗议没有捷径可走。
中国未来也不会很快发生选举革命。日本选民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推翻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的一党独大地位，而且是在一个实行自由选举的国家里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无需担忧这种问题，在这个实施虚假选举的国家里，有且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中共。
然而。
从历史看，威权下的现代化前景并不乐观，无论是“控制下的”、“指导下的”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威权体制。这种体制要么完全冻结，然后自我戕害，毁掉惊人增长速度的种子，并最终产生滞胀（这就是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瓦解的20年前就已开始衰落），要么走上西方的老路，也就是由增长产生财富，到中产阶级的产生，再到缔造民主化的富裕国家，最后到增长放缓（这是台湾和韩国走过的路──东方版的西方化）。
讽刺的是，长期而言，专制和民主都与增长神话不相容，虽然当中原因不尽相同。中国迄今得以避免了上述两种路径。中国的富裕人口在不断上升，但经济增长没有放缓，也没有出现叛乱，这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奇迹。其中的策略就在于放开市场，锁住政治：“赚钱，别惹麻烦。”
中国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吗？从历史看，情况不容乐观。
（编者按：本文编选自Josef Joffe的《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一书，这本书将于11月4日由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Joffe是德国《时代》周报的主编，也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员。）
（更新完成）
20
世纪最大的问题在21世纪仍没有答案。到底哪一种模式符合历史趋势？是权力自下而上产生但受到自由市场、法治、问责和分权机制制衡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时代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即目前在中国已经演变成的温和了许多的国家资本主义加一党专政制度？共产主义的消亡并没有解决这个大问题，而只是让它沉寂了几十年。如今中国的崛起以及民主经济体出现的各种危机──泡沫、萧条、过度开支和巨量债务，又将这一似乎已经有了历史定论的问题重新提起，而此前自由民主之声曾传遍了全世界。现在被打败的理论又从坟墓中爬出来了，开始昂首阔步引吭高歌。许多西方人也开始发问：过去被亚洲小龙（韩国、台湾、日本）、如今被中国实践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比一团糟、高度内耗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有利于实现富裕和全球化？
Tony Law/Redux
深圳富士康工厂中的工人，图片拍摄于2010年。中国正在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平均工资已经上涨三倍。
随着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进入制造业社会进而又转变为服务和知识经济体，该国的经济增速先上升后下降然后逐渐平稳。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逐渐减少，不再能供应似乎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随着固定投资规模的上升，边际收益率将下降，每单位新资本产生的产出将减少。这就是最古老的经济规律之一──收益递减规律。
这一递减效应同样适用于遭遇战争和破坏后经历重建阶段的工业国家，正如二战后的日本和西德。这两个例子的模式是一样的。想想飞机的快速起飞过程，先是迅速攀升直冲云霄，然后下降再转变为正常的水平飞行模式。需要强调一点，经济增长的趋势线从来不是平滑的。在较短的时期内，趋势线将受到商业周期的起伏或者内乱或战争等外部冲突的扭曲。
只有在事后我们才能看到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在“崛起的七十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增速在两年的时间内就从8%跌至零以下。七十年代的另一颗新星韩国的经济增速则从12%跌落至-1.5%。在这十年内，中国大地正全面进行着“文化大革命”，导致其经济增速从19%的历史高点骤降至零以下。近期的中国历史完美地阐释了“外源性”冲击的作用，这种冲击对经济造成的破坏远远大过周期性下滑带来的影响。内乱是仅次于战争的阻碍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先后萎缩了八个和七个百分点。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也降至连续两年仅2.5%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表明，这一诅咒未来可能再次困扰中国：国家的控制力越强，经济就越容易受到政治冲击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当局为何如此痴迷于透过“天安门事件”的棱镜来看每一次“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尽管“天安门事件”已是上一代人的事了。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写道，中国领导人总是担忧他们掌权的日子不多了，从1989年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倒台，这让中国领导人有了不祥的预感；而就在同一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共产党的统治差点被推翻。
今天，中国腾飞的经济令全世界着迷。但中国凭什么可以从此以后一直藐视经济史的裁决？自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推动西方迅速扩张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跳出这个历史宿命。
外界缘何对中国如此迷恋？西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强权人物时都会暴露自己的软弱。想一想，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对斯大林大加奉承，德国教授团体早期曾叛投希特勒，诺贝尔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e Gide)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看到了“人类获救的希望”。
这些暴君的承诺不仅包括救赎世人，还包括经济的重生；他们是身体力行的工程师，而那些思想家只会做梦与辩论，渴望权力但又太过畏怯而不敢争取。这些都毫不可怪。不幸的是，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数不清的人间苦难，而德国共产主义桂冠诗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发表过这样有名的言论：先填饱肚子，才能讲道德。
今天的衰落论者也在类似的诱惑下屈服了。他们审视了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研究了中国30年的奇迹，然后再次得出了国家霸权可以比自由民主表现得更出色的结论，尤其是在市场和利润的支撑下。权力最初确实催生了经济的增长，但就如20世纪伤痕斑斑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会步履渐趋蹒跚。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在迫使民众投入疯狂的工业化进程方面做得很不错，仅用几年时间就取得了民主国家要用数十年或是数百年才能获得的成就。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飞行的汉堡人”列车仅用138分钟就从柏林开到了汉堡。而在战后民主化的德国，铁路系统用了66年才达到上述纪录。原因很简单：纳粹不需要担心来自地方的阻力，无需理会对于环境影响的报告。由德国设计的磁悬浮列车现正在驰骋于上海市区和浦东国际机场之间。而在德国国内，一场反对噪音和补贴的民主集会就令磁悬浮列车项目“脱轨”了。
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式最初能够取得成功，但最后难逃失败的命运，典型的如苏联模式；或者还没有达到经济的起飞阶段就夭折，如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统治下的埃及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古巴，以及其他许多自上而下经济模式的模仿者。21世纪民粹主义军事独裁者的模式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看看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就知道了。
威权主义或“指导下的”现代化撒下了导致自身灭亡的种子。这个体系最初可以移山，但最终自身就变成了一座山──僵硬、顽固而无法撼动。体系之下的既得利益者，像贯穿人类历史的特权群体一样，首先无视变革，继而抵制变革，因为变革会对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构成致命的威胁。
这种形式的寻租存在于每一个这样的社会。正如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回忆法国旧制度时所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精英阶层穷其一生都在追逐公职以确保自己的“租金”，一份比自由市场所能给予的更多的财富。在法国旧制度下，租金就成了对“一份可以用作私人用途的特定收入来源的法定索偿权”。也就是说，权势者的游戏就是将公权转化为私利，压制市场及竞争。
在20世纪的东亚可以轻易地找到法国旧制度的影子，在这里政府和社会都在玩这种游戏，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利益交换。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一些特定的行业及利益集团获取优势地位；然后这些既得利益者追求更大的权力从而获得垄断地位、补贴、税收优惠及保护，进而增加其租金──即远远超过竞争的社会体系所能给予的财富和地位。
国家越大，租金就越多。若国家而非市场决定经济效益，那么政治将取代盈利能力成为资源的分配者。牌照、建筑许可、资本、进口许可以及非竞争性法规为政府牢牢掌控或流入特权群体手中，进而滋生腐败，降低效率。而这样的制度要修复起来并不容易。政府依靠其“客户”，而“客户”也牢牢依附在权势者身上。这样一张越来越大的相互依附的网带来的将是社会的停滞，抑或反抗。
Harry Campbell
就这样韩国、台湾和日本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厂”，这些国家的纺织、机械、汽车和电子令西方工业的生存面临威胁，正如今天中国的巨额出口给全球带来的挑战一样。而一旦劳动力的转移完成，这些国家就无法再为工业机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了。
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准备脱离农村贫困的人口，所以不能将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混为一谈，日本不断萎缩和老龄化的人口不会依靠移民和人口繁衍很快得到充实。在全球出生率排名方面，日本位于底部，比台湾高一位，比韩国低一位。该国可以说是东亚的“死亡之愿”。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后备军”依然充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强制资本积累、抑制消费以及对环境的漠视）带来的传统优势也尚未耗尽。
但请小心“2015诅咒”。尽管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但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持续膨胀，这一问题是极低的出生率、健康水平上升以及平均寿命延长所致。随着中国走向老龄化，美国将走向年轻化，这得益于其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一个社会陷入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其劳动力人口会下降，寻求安全和稳定的人与希望冒险和索取（经济增长的无形引擎）的人之间的文化平衡也会改变。
无论如何，中国的成本优势正在迅速变小。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平均薪资水平已经增长了三倍，而曾经年增长率惊人的中国经济已不再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
中国民众的不满（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来衡量）正在上升，但这种不满主要与当地的腐败和精英阶层的寻租有关，其意不在动摇中共的政治垄断。天安门广场的一次示威并不能引发一场革命。像台北和首尔那样的推翻暴君的大众抗议没有捷径可走。
中国未来也不会很快发生选举革命。日本选民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推翻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的一党独大地位，而且是在一个实行自由选举的国家里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无需担忧这种问题，在这个实施虚假选举的国家里，有且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中共。
然而。
从历史看，威权下的现代化前景并不乐观，无论是“控制下的”、“指导下的”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威权体制。这种体制要么完全冻结，然后自我戕害，毁掉惊人增长速度的种子，并最终产生滞胀（这就是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瓦解的20年前就已开始衰落），要么走上西方的老路，也就是由增长产生财富，到中产阶级的产生，再到缔造民主化的富裕国家，最后到增长放缓（这是台湾和韩国走过的路──东方版的西方化）。
讽刺的是，长期而言，专制和民主都与增长神话不相容，虽然当中原因不尽相同。中国迄今得以避免了上述两种路径。中国的富裕人口在不断上升，但经济增长没有放缓，也没有出现叛乱，这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奇迹。其中的策略就在于放开市场，锁住政治：“赚钱，别惹麻烦。”
中国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吗？从历史看，情况不容乐观。
（编者按：本文编选自Josef Joffe的《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一书，这本书将于11月4日由利夫莱特出版社(Liveright)出版。Joffe是德国《时代》周报的主编，也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研究员。）
（更新完成）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