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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消息，中国当局已经做好了发动“改革闪电战”的准备，涉及从货币自由兑换到国企改革等众多领域，甚至连户口制度也将有所变动。外界对此的本能反应是，这只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动。但随着今年秋季中国领导人换届选举的临近，我们是不是低估了中国的政策风险呢？
政府智库及相关智囊团曾再三指出，中国经济以及看似了不起的一揽子政策改革计划都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却总是被推至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日期，原因是中国缺乏力排众议推行改革的政治意愿。
尽管如此，中国当局在经济景气时仍很少做出艰难或痛苦的抉择。眼下在中国刮起的这股经济寒流将有助于引起当局的重视。
上周，我们甚至看到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社论呼吁改革。文章发出了严重警告：“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上周早些时候，《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在头版刊登文章，讲述中国央行曾如何制定计划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推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投资海外。
此外还有消息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报告警告说，如果不对国企进行深层次改革，中国将遭遇经济危机，也许就在未来20年内。
上周五，中国国务院下发通知，准备在某些二三线城市放宽户籍政策，让外来务工者更容易拿到城市户口。此举预示着中国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命运将有所改善，国内消费将得以提振。
上述政策提议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原来的那些政策曾长期备受诟病。相比以往，这次改革会顺利推进吗？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研究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写道，在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中国金融业经过全面改革之前，中国当局是不会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的。
据这些经济学家估计，鉴于很多政府高层官员怀有矛盾心理，中国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至于说国企改革，从中国近年的表现来看，似乎也不大可能。10年多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外界曾以为中国国企改革的步伐会有所加快。然而北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迈进(尽管大多数大国企都上了市)，并将国民经济的控制权重新收回到政府手中。
在诸如银行、保险和电信等领域，中国国企的主导作用增强了，影响力也更大了，而外国竞争者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被限制在很小的规模。
虽然这样做可能有利于中国国企的发展，但垄断产业在增长、创新、就业或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和产品方面一般都鲜有出色表现。
对这种背离市场改革做法的一个解释是，这是中国当局对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导致金融危机一事做出的反应。保守派人士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证明北京所走的经济高度集中并由政府控制的道路是正确的。
资本管控意味着中国躲过了金融危机的直接“传染”，而且中国国有银行不仅无需国家救助，反而推出了高达4万亿元（合6,3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让中国经济迅速重回增长轨道。
正如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在《政党》(The Party)一书中所言，当时北京深信，中国推行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而且是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很难站得住脚。
中国政府主导的借贷热潮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或许是有效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副作用。可以说，这些副作用不仅包括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资产泡沫、结构性通胀加剧、官员腐败以及急速扩大的坏账水平，还包括一个全新的地下银行体系的发展。
如果我们知道，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主要都流向了国企或地方政府投资平台，我们对国有部门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增强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还照搬香港通过卖地获取财政收入这种令人质疑的模式，此举加剧了中国的建筑热潮。
这种做法看上去总是难以为继的，特别是看到摩根大通(J.P. Morgan)在一份新发布报告中给出的中国住宅房地产供应表格：如果拿2011年的住宅销量作为参考，北京、杭州和广州没有卖出去的存量房可分别供其消化大约11年、12年及8年。
尽管改革有阻力，但这次北京方面似乎需要一些保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其中可能包括对部分上市国企不那么有利的监管机制改革。
前不久，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广东时甚至说，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我们更加期待中国下一代领导人会发表何种言论。
Craig Stephen
（更新完成）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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