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上一次到纽约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这位中国舞蹈家还是个迷惘的小伙子,他一面思考自己的性别身份,一面为舞台事业打拼。

Zuma Press
二十年后,金星以全新的面貌重返纽约,她带来了一台由10部作品组成的舞蹈演出。
二十年后,金星以全新的面貌重返纽约──首先,她现在成了一位女性。这位现年44岁的表演艺术家兼舞蹈编排家1995年在北京接受变性手术以来,已经以新的身份再度享誉舞蹈界,她放弃了一些曾经饰演的男性角色,以她的女性身份在中国赢得新的声望。

金星从九岁开始在中国一个部队歌舞团接受舞蹈训练,当时还是个男孩子的金星一面研习俄罗斯古典芭蕾,为部队表演舞蹈,一面学习如何使用枪和引爆炸弹。后来金星晋升为上校,之后又赢得了一项全国芭蕾比赛大奖,并在19岁时赴美国学习舞蹈。

金星接受了三次变性手术,其中一次手术持续了16个小时,令她的右腿险些受到永久性损伤。之后,她于2000年创建了上海金星舞蹈团(Jin Xing Dance Theatre Shanghai),这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现代舞团体之一。

最近,金星首次以女性身份重返纽约,她带来了“海上探戈”(Shanghai Tango),这是一台由10部作品组成的舞蹈演出,在乔伊斯剧院(Joyce Theater)上演至2月5日,随后举行全美巡回演出。

在近期一次排练间隙,金星接受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采访,她身着黑色裤袜,脚穿针织长筒靴,扎着长长的马尾辫,指甲涂成浅咖色。在采访中,金星谈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回归纽约之路。

《华尔街日报》:你第一次来美国时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金星:我对自己说,“好,我要来美国,在这里我能做真正的自己。”也许我是个同志。我要发现自我。六岁时,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孩,于是我就对自己说,“好,我不属于同志群体。或许我应该改变自己,变成一个女人?”从19岁到美国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搜集信息,了解怎样通过手术回归真正的自我。我花了九年时间来思索这个问题。最终,28岁那年我在中国迈出了这一步。

《华尔街日报》:手术让你的舞蹈生涯发生了什么变化?

金星: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和我在部队跳的舞不一样。在部队里,我表演的都是军旅舞蹈,是别人编排的,非常阳刚,以武器为道具。而我现在跳的是现代舞,和我的性别没有关系。

《华尔街日报》:当年你作为一名年轻的舞蹈家,认为自己的灵魂放在了错误的躯体里,这有没有妨碍你的事业?

金星:我在表演时会把性别问题抛开。我只是一个人。当我是个男人时,我内心的想法是女性的,但我却有着男性的躯体。现在我变成了一个女人,但男性的经历一直伴随着我。我真的比别人幸运,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两个世界。作为艺术家,这种经历真的很有帮助。这是一件珍贵的礼物。

《华尔街日报》:在中国人们是怎样看待你变性这件事的?

金星:变性一直都是很忌讳的话题。这件事在中国一直是热门话题。当然,他们谈论我的个人生活──报纸上70%的报道是关于我的变性,30%是关于我的现代舞。现在情况开始有所变化。

《华尔街日报》:在“海上探戈”中,有没有什么舞蹈是因为你变成女性而无法再表演的?

金星:有一段叫“小岛”(Island)的舞蹈是为两名男性舞者编排的。我在手术之前跳那段舞蹈。我变成女性之后就不能再跳了,因为那是两个男孩穿着舞蹈护身在舞台上表演的,他们身体几乎全裸。

《华尔街日报》:你是否创编一些舞蹈来反映你作为变性者所感受到的歧视?

金星:这种经历会自然而然、不自觉地融入你的创作。你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当然,会结合你的个人经历,社会对你的看法以及所有的误解和歧视。你去感受它,再通过舞蹈把它表现出来。

《华尔街日报》:经过这么多年,你再次在纽约登台舞蹈,你对此有何感受?

金星:拥有自己的舞蹈团,在世界各国旅行,说多种语言,变成一个女人,这就是我当兵时的所有幻想。当年我坐在军营里仰望天空,幻想着自己的生活。如今一切都成为了现实。

《华尔街日报》:你说你在中国一个电视舞蹈比赛上担任评委。你是“恶评委”还是“好评委”?

金星:我是毒评委。我是中国的西蒙•考威尔(Simon Cowell,考威尔是英国电视人,担任多个电视比赛的评委,以直白、有时引发争议的语言风格闻名──译注)。

Ellen Gamerman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