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年这个时候，石康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他写了15部小说，成了百万富豪。他拥有一套豪华公寓和一辆全新的银色奔驰。他对自己在北京无忧无虑的生活非常满意，连出国旅游都没有过。
一年后的今天，石康正在考虑移民到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或是正在考虑离开中国，或是已经在着手安排此事。石康只是他们中的一个。
石康说，美国更真实。在中国，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说，我很喜欢中国，但如果我有孩子，我不希望他们待在国内。他一直在听车上的英语教学CD学习英文。
石康的个人财富至少有160万美元，他是富裕的精英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从具有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中获益最多。他赶上了可算是史上最大规模经济扩张的浪潮。
然而，尽管共产党大肆宣传“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但作为成功典范的很多富豪却在寻找出路。他们在找寻那些用金钱无法在中国买到的东西：更清新的空气，更安全的食品，更好的子女教育。一些人也对政府腐败和个人资产安全问题表示出担忧。
这波富豪移民潮代表着中共和中国民众之间一份不成文的社会契约逐渐失效：即执政党实现经济增长，人民群众不提政治诉求。自1978年邓小平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份契约让中国人团结在一起，经历了诸多重大变革。移民潮所传递出的潜在信息似乎是，经过三十年的持续繁荣，富裕的中国人或是开始寻找财富之外的东西，或是早已对财富熟视无睹，现在他们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Sean Gallaghe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去年，百万富豪作家石康到美国各地进行了长途旅行。现在，他正考虑移民去美国。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精英外流是一个可能令人不安的状况。许多领导人的亲属早就选择在海外生活或学习。上周访美、预计将接替胡锦涛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女儿就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学习，其前妻住在英国，习近平还有个姐妹在加拿大。
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石康的想法？一年前，石康首次出国旅游。最初他只是打算去看望在新泽西学习的女友，但最后他买了一辆宝马(BMW)X3多功能运动车(SUV)，驾车环游了美国，行程4万英里（约6.4万公里）。
他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在纽约机场丢了一个袋子，起初他认为纽约是一座“垃圾城市”。但当他把车开到农村，听着立体声音响中播放的贝多芬作品，他有所顿悟。
石康说，一旦你离开城市，美国就是一个大花园。这就像交响乐：中国人聆听这些田园牧歌式的曲调时无法想象那种画面，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现年43岁的石康以一些小说闻名于中国，如描述上世纪80年代北京年轻人颓废生活的《晃晃悠悠》。2007年出版的《奋斗》被拍成电视连续剧，红极一时。
遍游美国之际，他在微博上记录了自己的行程，其中还曾不厌其烦地讲述一幢花园别墅相对中国的房价有多便宜。他的微博账户现在拥有超过80万粉丝。
一些读者说他反华，但他的感受在中国富人当中却是普遍的。据多项调查，目前中国财富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有100万左右，10亿美元以上的在150人到300人之间。
Shi Kang
图为石康在美国。
多数人以孩子的教育为主要理由，其次是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财务安全方面的考虑。去年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 & Co. a)和招商银行联合开展的另一项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近期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投资移民”签证的需求正在上升。美国“EB5”类签证每年最多可发放10,000个签证，条件是在美国投资100万美元并至少创造10个就业岗位，或者是在农村地区或高失业地区投资50万美元。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11财年，美国从中国收到2,969份EB5移民申请（每份申请可包括多名家庭成员）。相比之下，两年前只有787份申请。2011财年中国申请数量占全球总量的78%。
加拿大移民部门数据显示，2011年，加拿大一个类似的签证项目收到来自中国的申请2,567份，2009年才383份。由于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太强劲，加拿大从2011年7月1日起把每年申请数量限制在700份以内。不到一个星期，这个指标就用完了，700份申请中有697份来自中国。
中国官方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官方机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研究员张茉楠最近在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撰写评论说，中国生活成本的飙升、环境的恶化、社会福利的薄弱和税收负担的增加，无疑是这种流失的一部分原因。
她写道，到一个自认为将会享受到最佳生活质量的地方去居住，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中国只有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才能使他们和他们的财富不流失到国外去。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开始承诺更多地关注生活质量问题。比如去年，在截至2015年的当前五年规划中，他们就承诺将会进一步关注公共服务的改善和环境问题的解决。
然而，一些千万富翁却不会等到那个时候了。苏彬（音）今年就要为妻儿办理移民温哥华的手续，并争取自己随后也能过去。作为军官之子的他1986年开始在北京一家飞机设计院工作。跟他这一代的很多人一样，苏彬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赚钱致富上。如今，46岁的苏彬已是一家航天科技公司的老板。据苏彬自己估计，包括各种不动产在内，他的资产净值目前在8,000万元左右(合1,300万美元)。
他说，自己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商业环境。苏彬说，中国政府的权力过大，国内的种种法规迫使从商者不得不做很多违法的事，这让人们有一种切实的不安全感。他说，自己公司的经销商中有四个也申请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
苏彬给移民列出的第二条理由是儿子的教育问题。他希望儿子学说英语，并且能够更自由地思考。苏彬说，儿子评上少先队员、第一次戴着红领巾从公立小学放学回家的那一幕让他深受震动。少先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儿童组织，相当于西方的童子军，绝大多数7至14岁的孩子都是少先队成员，他们要唱革命歌曲，并宣誓忠诚于共产党。
苏彬说，我让孩子把红领巾摘下来，但我无法解释红领巾代表什么。
2003年，苏彬曾在加拿大呆过一段时间，但几个月后便回到国内。当时回国的一大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在加拿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是做汽车推销员。10年过去了，他现在担心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保住已经赚到的这些钱。
苏彬说，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只要经济在前进，他们就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彬不无担心地说，如果不进行改革，很快会发生另一场革命。
当然，也有些人说是要移民，但可能永远不会这么做。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富豪的移民潮或许是中国经济保持30年高增长的自然结果，这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在香港和台湾的移民潮如出一辙。
尽管如此，仍有迹象表明，这股移民潮触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敏感神经。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内的官方媒体都刊登了系列文章，警告说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中国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财富。《中国青年报》就曾警告称，这种免费的午餐可能是个陷阱。
移民在中国历来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中国国情的有力体现。1644年至1912年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就对中国百姓旅居海外持反对态度，并明令禁止中国公民在别国定居，违者斩首。尽管有这项禁令，19世纪40年代仍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逃往美国，以避开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终加入了加州淘金者的行列，也有人参与修建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
放眼近代，中国共产党1949年执政时，也颁布了移民禁令，这项禁令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取消。此后，新一代移民来到了美国，他们或为读书，或为赚钱，不过很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10年间选择了回国发展。
当前移民潮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既不是在逃避贫穷，也不是在躲避政治动荡，许多人说，他们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胡润调查显示，受访者平均拥有人民币6,000万元的资产，平均年龄42岁，这个年龄大到足以记得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是也足够年轻，学会了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成功。
邓杰（音）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27年前，在中国市场改革的初期，他在北京的一家国营瓷器厂开始工作，与同事挤住在一个狭小的宿舍里，每个月工资50元人民币（在当时约合13美元）。
如今，他48岁，经营着自己的化学涂料公司，和妻子和女儿住在豪华公寓里。他拥有三套豪华公寓。按美元计算的话，他的资产已经相当于好几个百万富翁了。他的房产在10年间升值了800%。
然而，他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家抱有的希望，在一次次被泼冷水之后渐渐破灭了。他举出了很多担忧，包括同他打交道的官员的极度腐败，还有新的劳动法规。他说，新的规定出台后，劳动力成本太高，员工的要求也太多。
他说，我代表了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曾经想为国家做贡献。但是，我们现在是如此失望。中国不能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了。中国需要改变。
今年，邓杰计划移民加拿大，他18岁的女儿正在申请距多伦多不远的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他打算住在附近。他说，我想让她接受国际化的教育，最后定居欧洲。
Jeremy Page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