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hwin Parulkar
但印度政府无力让人民获得充足食品所造成的最悲惨、最骇人的结果你应该没怎么听说过，这就是：因极度饥饿致死。
几十年来，印度一直以食品生产自给自足为傲，印度经济在过去20年里也实现了腾飞。因此，公共官员乃至许多媒体人士不愿正视2012年依然存在饥饿这一悲惨现实并不令人意外。极度饥饿与印度“光辉的”形象不那么相称。
但印度仍然有大约3.6亿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极度饥饿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问题。
问问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Jharkhand)曼贾拉迪村(Manjhladih)的帕罗•德维(Paro Devi)就知道了。她丈夫帕达姆昌德•哈斯拉(Padamchand Hazra)生前靠做建筑工人和拉人力车每天挣1.50美元。他们家一直都缺吃的，难以维持生计。2010年夏季，政府在该地区推行的食品配给项目停止了，当地的食品配给供应商不再派发粮食。供应商说，他的库存耗尽了，但当地一名高级官员称，这个村子的食品是足量分配的，应该不至于耗尽。与此同时，建筑活也找不到了。一家人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哈斯拉变得消瘦而虚弱，没法再干活。
德维回忆道，有一天，“大约在晚上六点钟，他让我把那张简易床搬到外面去。他想吃东西。他不停地要吃的，可是家里没有吃的。”那天夜里，哈斯拉死了。
去年9月份，我开始和我的同事、来自新德里智库公平研究中心(Centre for Equity Studies)的安吉塔•阿加瓦尔(Ankita Aggarwal)共同调查印度比哈尔邦(Bihar)、恰尔肯德邦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这三个邦因饥饿致死的问题。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这三个邦是印度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是一家倡导饥饿和贫困应对政策的非党派组织。
在我们调查的三个邦中，每个邦几乎所有的营养指标都低于已然极低的全国平均值，其中包括儿童身高别体重、年龄别身高以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历史上受到压迫、被剥夺公民权的低种姓和部落人口──被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是印度穷人中的穷人，也是面临风险最大的群体。因此，大多数因极度饥饿致死的报告来自这些群体并不令人意外。比哈尔邦“表列种姓”群体中，每1,000个五岁以下儿童就有113人死亡，而该邦平均值为85人，整个印度平均值为74人。
我们访问了30户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家庭，据报道这些家庭由于缺少食品至少有一名男性、女性成员或儿童死亡。我们的目标是还原每一个案例的真相。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导致了这些灾难的发生？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在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法时，决策者应该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我们调查中浮现的一个清晰主题是，印度向穷人配给食品的现行体系存在严重缺陷。规划环节效率低下，导致粮食烂在政府的仓库里，而没有发放给挨饿的人。政府的调查数据不准确，导致本来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拿不到食品配给卡。腐败的食品配给供应商会把食品据为己有，把它们拿到黑市上卖，而不是卖给本应得到这些食物的人。
长期营养不良、饥饿和极度饥饿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项衡量饥饿程度的国际标准是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简称BMI)，它是指人的体重与身高的比值──代表身体的脂肪含量。国际上认可的“正常”BMI下限是18.5。如果一个人的BMI在17到18.4之间，就属于“营养不良”，BMI在16.0到16.9之间属于“严重营养不良”，BMI低于16则表示一个人“极度饥饿”。
根据政府的测算，35.6%的印度女性和34.2%的印度男性BMI低于18.5，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撰写的《印度人发展报告》(Indi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称，“即便印度没有处于饥荒状态，也显然是处于长期饥饿状态。”
美国新罕布尔州达特茅斯-希契科克医疗中心(Dartmouth-Hitchcock Medical Center)执行董事、《以生物和政治学视角看饥饿》(Hunger: The Biology and Politics of Starvation)一书合着者约翰•巴特利(John Butterly)博士说，长期营养不良通常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让人无法抵抗“对营养正常的人几乎毫无影响”的微生物。
饥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接触到印度农村地区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痼疾，并让我们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完全失效的公共食品和就业项目，腐败，损坏的手摇抽水泵，年久失修的泥路，还有种姓剥削。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为读者讲述这些故事，希望能用实证方法说明印度为何需要彻底改革其应对饥饿的方式。
印度是一个食品供大于求的国家，但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
1月中旬，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印度总理办公室官员未回应就本文置评的请求。
在针对一些书面问题的回复声明中，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一名官员表示，公共卫生系统必须保证所有贫穷的公民都能享受医疗服务。声明称，“营养不良者可能是‘穷人中的穷人’，公共卫生系统应该为这些人担负起更多责任，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赖以获得免费医疗和关注的途径。”声明还称，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因极度饥饿致死事件，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每一个案都有特殊的地方因素。
围绕食品安全的所有讨论──公民社会许多人对一种普遍的“食物权”的呼吁──都是由极度饥饿致死事件引发的。2001年，活动家们指责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未能阻止一系列因饥饿致死事件的发生，尤其是考虑到政府仓库中还有数百万吨未动用的粮食。
这一事件以及其他全国性问题是促使2001年印度人民公民自由联盟(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提起公共利益诉讼的催化剂，印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最终决定将九项食品、就业和营养计划转换为法定权益。印度人民公民自由联盟诉讼案的核心是，《印度宪法》(Indian Constitution)第21条所述的生命权相关规定赋予了印度人食物权。
11年过去了，印度法院又颁布了九项法令，但食物权诉讼案还在进行，该案是促使政府建立食品安全立法的主要动力。预计未来几个月印度议会将就食品安全法展开讨论。根据此项法律草案的规定，75%的印度农村居民和50%的城市居民可以用折扣价购买大米和谷物。
公平研究中心参与了有关食品安全的讨论，根据我们对饥饿和极度饥饿的大量研究发出了改革倡议。中心还将撰写一本有关印度食物权运动史的书。公平研究中心主任哈什•曼德(Harsh Mander)同时也是印度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成员，全国顾问委员会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就食品安全等社会发展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
笔者将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阐述，我们认为本次提出的法案未达到应有的力度，未能很好地解决如何判定哪些人是极度饥饿的人以及如何确保他们获得法院赋予的权益的问题。
政府针对极度饥饿致死采取应对措施的前提要求是，公共官员要承认死亡事件的发生──而且是由疏忽或腐败导致的。但我们在调查中屡次发现，官员们通常不愿承认这些。
要想证明贫困群体中某个人的死亡是由极度饥饿导致的并不容易，因为贫困群体中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很多人往往一直患有未经治疗的疾病，比如肺结核、疟疾和慢性热。不过医生们说，挨饿肯定会大大加重其他健康问题，并使问题更加复杂，让人面临生命危险。
当一个穷人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食品救济，也没有资格参加就业项目时，地方官员为图方便，通常把死因悉数归咎于已患的疾病。有时候官员们将这类死亡归因于酗酒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也有一些官员坦率地承认因极度饥饿致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食品安全专家丹•巴尼克(Dan Banik)在《饥饿和印度的民主》(Starvation and India’s Democracy)一书中对奥里萨邦(Orissa)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因极度饥饿致死的案例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当权者“认为自己不必为居高不下的营养不良率承担责任，他们坚信民众能够接受这类问题的存在，将其视为一个人口庞大的穷国的天然特征。”
从德维的情况来看，她家的状况在她丈夫去世后略有改善。政府的食品配给恢复了，她有资格以补贴价购买35公斤的配给大米。但她尚未获得遗孀津贴等政府承诺的福利，仍然在饥饿的边缘挣扎。
德维说，“我们现在仍然吃不饱。我有很长时间没吃小扁豆了，都不记得是什么味道了。”
（饥饿是印度面临的残酷现实，却鲜有人讨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印度实时报”(India Real Time)栏目将刊登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将呈现公平研究中心一项调查的发现。该系列文章记录了饥饿受害者的故事，发掘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并强烈呼吁印度必须改革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体系。我们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并给予反馈。）
近
期，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大型食品救济项目。他们谈到了高昂的食品价格令贫困家庭生活窘迫以及贫困儿童面临的营养不良问题。但印度政府无力让人民获得充足食品所造成的最悲惨、最骇人的结果你应该没怎么听说过，这就是：因极度饥饿致死。
几十年来，印度一直以食品生产自给自足为傲，印度经济在过去20年里也实现了腾飞。因此，公共官员乃至许多媒体人士不愿正视2012年依然存在饥饿这一悲惨现实并不令人意外。极度饥饿与印度“光辉的”形象不那么相称。
但印度仍然有大约3.6亿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极度饥饿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问题。
问问印度东部恰尔肯德邦(Jharkhand)曼贾拉迪村(Manjhladih)的帕罗•德维(Paro Devi)就知道了。她丈夫帕达姆昌德•哈斯拉(Padamchand Hazra)生前靠做建筑工人和拉人力车每天挣1.50美元。他们家一直都缺吃的，难以维持生计。2010年夏季，政府在该地区推行的食品配给项目停止了，当地的食品配给供应商不再派发粮食。供应商说，他的库存耗尽了，但当地一名高级官员称，这个村子的食品是足量分配的，应该不至于耗尽。与此同时，建筑活也找不到了。一家人好几天都吃不上饭。哈斯拉变得消瘦而虚弱，没法再干活。
Ashwin Parulkar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0年8月，帕达姆昌德•哈斯拉因数日未进食物死去。图为扎加鲁•哈斯拉(Jhagaru Hazra)，他是帕达姆昌德•哈斯拉的哥哥。
去年9月份，我开始和我的同事、来自新德里智库公平研究中心(Centre for Equity Studies)的安吉塔•阿加瓦尔(Ankita Aggarwal)共同调查印度比哈尔邦(Bihar)、恰尔肯德邦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这三个邦因饥饿致死的问题。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这三个邦是印度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是一家倡导饥饿和贫困应对政策的非党派组织。
在我们调查的三个邦中，每个邦几乎所有的营养指标都低于已然极低的全国平均值，其中包括儿童身高别体重、年龄别身高以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历史上受到压迫、被剥夺公民权的低种姓和部落人口──被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是印度穷人中的穷人，也是面临风险最大的群体。因此，大多数因极度饥饿致死的报告来自这些群体并不令人意外。比哈尔邦“表列种姓”群体中，每1,000个五岁以下儿童就有113人死亡，而该邦平均值为85人，整个印度平均值为74人。
我们访问了30户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家庭，据报道这些家庭由于缺少食品至少有一名男性、女性成员或儿童死亡。我们的目标是还原每一个案例的真相。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导致了这些灾难的发生？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在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法时，决策者应该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我们调查中浮现的一个清晰主题是，印度向穷人配给食品的现行体系存在严重缺陷。规划环节效率低下，导致粮食烂在政府的仓库里，而没有发放给挨饿的人。政府的调查数据不准确，导致本来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拿不到食品配给卡。腐败的食品配给供应商会把食品据为己有，把它们拿到黑市上卖，而不是卖给本应得到这些食物的人。
长期营养不良、饥饿和极度饥饿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项衡量饥饿程度的国际标准是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简称BMI)，它是指人的体重与身高的比值──代表身体的脂肪含量。国际上认可的“正常”BMI下限是18.5。如果一个人的BMI在17到18.4之间，就属于“营养不良”，BMI在16.0到16.9之间属于“严重营养不良”，BMI低于16则表示一个人“极度饥饿”。
根据政府的测算，35.6%的印度女性和34.2%的印度男性BMI低于18.5，印度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撰写的《印度人发展报告》(Indi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称，“即便印度没有处于饥荒状态，也显然是处于长期饥饿状态。”
美国新罕布尔州达特茅斯-希契科克医疗中心(Dartmouth-Hitchcock Medical Center)执行董事、《以生物和政治学视角看饥饿》(Hunger: The Biology and Politics of Starvation)一书合着者约翰•巴特利(John Butterly)博士说，长期营养不良通常会导致免疫力低下，让人无法抵抗“对营养正常的人几乎毫无影响”的微生物。
饥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接触到印度农村地区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痼疾，并让我们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完全失效的公共食品和就业项目，腐败，损坏的手摇抽水泵，年久失修的泥路，还有种姓剥削。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为读者讲述这些故事，希望能用实证方法说明印度为何需要彻底改革其应对饥饿的方式。
印度是一个食品供大于求的国家，但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
1月中旬，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印度总理办公室官员未回应就本文置评的请求。
在针对一些书面问题的回复声明中，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一名官员表示，公共卫生系统必须保证所有贫穷的公民都能享受医疗服务。声明称，“营养不良者可能是‘穷人中的穷人’，公共卫生系统应该为这些人担负起更多责任，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赖以获得免费医疗和关注的途径。”声明还称，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因极度饥饿致死事件，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每一个案都有特殊的地方因素。
围绕食品安全的所有讨论──公民社会许多人对一种普遍的“食物权”的呼吁──都是由极度饥饿致死事件引发的。2001年，活动家们指责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未能阻止一系列因饥饿致死事件的发生，尤其是考虑到政府仓库中还有数百万吨未动用的粮食。
这一事件以及其他全国性问题是促使2001年印度人民公民自由联盟(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提起公共利益诉讼的催化剂，印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最终决定将九项食品、就业和营养计划转换为法定权益。印度人民公民自由联盟诉讼案的核心是，《印度宪法》(Indian Constitution)第21条所述的生命权相关规定赋予了印度人食物权。
11年过去了，印度法院又颁布了九项法令，但食物权诉讼案还在进行，该案是促使政府建立食品安全立法的主要动力。预计未来几个月印度议会将就食品安全法展开讨论。根据此项法律草案的规定，75%的印度农村居民和50%的城市居民可以用折扣价购买大米和谷物。
公平研究中心参与了有关食品安全的讨论，根据我们对饥饿和极度饥饿的大量研究发出了改革倡议。中心还将撰写一本有关印度食物权运动史的书。公平研究中心主任哈什•曼德(Harsh Mander)同时也是印度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成员，全国顾问委员会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独立机构，就食品安全等社会发展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
笔者将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阐述，我们认为本次提出的法案未达到应有的力度，未能很好地解决如何判定哪些人是极度饥饿的人以及如何确保他们获得法院赋予的权益的问题。
政府针对极度饥饿致死采取应对措施的前提要求是，公共官员要承认死亡事件的发生──而且是由疏忽或腐败导致的。但我们在调查中屡次发现，官员们通常不愿承认这些。
要想证明贫困群体中某个人的死亡是由极度饥饿导致的并不容易，因为贫困群体中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很多人往往一直患有未经治疗的疾病，比如肺结核、疟疾和慢性热。不过医生们说，挨饿肯定会大大加重其他健康问题，并使问题更加复杂，让人面临生命危险。
当一个穷人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食品救济，也没有资格参加就业项目时，地方官员为图方便，通常把死因悉数归咎于已患的疾病。有时候官员们将这类死亡归因于酗酒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也有一些官员坦率地承认因极度饥饿致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食品安全专家丹•巴尼克(Dan Banik)在《饥饿和印度的民主》(Starvation and India’s Democracy)一书中对奥里萨邦(Orissa)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因极度饥饿致死的案例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当权者“认为自己不必为居高不下的营养不良率承担责任，他们坚信民众能够接受这类问题的存在，将其视为一个人口庞大的穷国的天然特征。”
从德维的情况来看，她家的状况在她丈夫去世后略有改善。政府的食品配给恢复了，她有资格以补贴价购买35公斤的配给大米。但她尚未获得遗孀津贴等政府承诺的福利，仍然在饥饿的边缘挣扎。
德维说，“我们现在仍然吃不饱。我有很长时间没吃小扁豆了，都不记得是什么味道了。”
（饥饿是印度面临的残酷现实，却鲜有人讨论。《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印度实时报”(India Real Time)栏目将刊登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将呈现公平研究中心一项调查的发现。该系列文章记录了饥饿受害者的故事，发掘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并强烈呼吁印度必须改革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体系。我们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并给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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