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A WIEMER

国周二公布的3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出口增速加快而进口增长减慢,但贸易顺差收窄的大趋势却是显然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下周将调低对中国贸易顺差的长期预测。

一些观察人士对中国贸易顺差收窄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终于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减小对出口的依赖而增加进口的迹象。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失衡状况是恶化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首先从基本的贸易会计知识入手: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与资本输出(包括以官方外汇储备的形式)相等。资本输出则反映出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文中图表直观显示了中国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差额,也间接显示了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2007年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8.8%,达到高点,但2011年则收窄至GDP的2.6%。

不过,也正如图表所显示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之差收窄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储蓄减少、消费增加。2007年至2010年,储蓄投资差收窄,这并不是因为储蓄减少,而是因为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41.7%大幅升至2010年的48.6%。随着政府允许银行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项目提供贷款,高投资与低消费之间的失衡反而加剧了。

更高的投资并不一定能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消费服务。全球范围内,储蓄和投资占收入的比重都非常稳定,平均值约为23%,上下偏离度很少超过一个百分点。通常来讲,在终端消费品需求下滑之际,增加储蓄的动力都会因缺乏投资诱因而受到限制。投资率下降意味着经济增长放缓,储蓄率也会随之下滑以保持平衡。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于此,因为政府是投资率大幅飙升的背后推动力。国有银行在金融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垄断着主要行业。利率受到控制,被抑制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进一步扩大了国有企业的利润。对最终产品的疲弱消费需求与此无关。

2009年,当中国有关部门希望刺激经济以抗衡金融危机后的出口低迷时,他们取消了贷款限额,新批准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爆炸性增长可能为后来的违约埋下了祸根,但在危急时刻却有效维持了经济的增长。

但即使对中国来说,从长期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必须靠消费来推动。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曾经推高储蓄率的种种因素现在似乎开始将储蓄率拉低。在21世纪头10年,中国人口中年轻被抚养人口(只有消费,没有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六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储蓄率因此上升。

未来10年,年轻被抚养人口所占比重的下降速度将大大放缓。与此同时,老年被抚养人口(人口中另一类只消费无收入的人群)所占比重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综合这两方面因素看,中国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未来10年,这一比重会增加3.8个百分点。这将拉动国内消费。

推动消费增加的第二个因素是收入增速放缓。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习惯的影响。在收入快速增长阶段(比如本世纪头10年),中国的消费水平却没有跟上。但即使按中国政府的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也将放缓。

中国经济上一次出现增速放缓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储蓄率出现下降。如果中国经济再经历一次增速放缓的情况,消费水平就能和国人大幅增加的收入水平相匹配。

政策措施可能有助于中国经济恢复平衡。如果中国公民对农村土地有更大的支配权,在国有企业的持股份额进一步上升,那么更多的财富将从国有企业和政府向消费者转移。改革金融体系以更好地为民营企业服务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家如果能从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那么他们就没必要为了投资而首先进行储蓄。

中国本届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降低居民的储蓄动机,但在社保上投入过多资金可能和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目标背道而驰。毕竟会有一部分家庭收入被拿来缴纳社保费,这会消耗本可用于消费的资金。

对中国贸易顺差感到不安的人纷纷呼吁人民币升值,但这没有考虑到中国需要通过降低储蓄率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旨在促进消费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所导致的混乱恰恰需要通过人民币贬值来维持经济增长。

虽然2011年的储蓄和投资数据尚未出炉,但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收窄。这意味着或是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或是储蓄率率终于开始下降,或是这两种因素的某种组合。如果事实证明是第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么情况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经济想要真正恢复平衡,储蓄率必须从峰值往下降。

(编者按:本文作者CALLA WIEMER是IES Abroad海外学习项目在北京地区的访问教授。她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美中研究所(U.S.-China Institute)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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