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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的山水画大师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人”这一因素，就算考虑过，在他们的画作上，人也只不过是个数个黑点而已——散落在丝绢轴画上的几滴墨。这种用画笔随意甩出的黑点表示人物的做法意在表明，在“天”的面前，人类渺小而微不足道，不过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直到今天的一种政治现实。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而国家是无所不能的。如此全面地贬低个人、尊崇国家的文化全球少有。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森严的等级秩序体现在全国上下都穿一种毫无特色的制服上面（一名到访中国的人曾把城市里的工作队和农村的生产队中的人称作“蓝蚂蚁”，这一说法广为世人所知），以及建造恢弘的建筑（比如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以赞美工人和农民，表面上是如此，但实际上无非是列宁主义国家的 祠。
至于中国人自己，当然是死一些也没什么。在毛泽东主政时期，数千万人因为 荒和政治斗争而死。
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无意削减二位一体的中国政府以及中共的权力。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全会结束后不久发布的包括60个决定的文件——这是未来1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蓝图——令很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吃惊不已，不仅因为其表现出来的雄心，也因为其中透露出来的细节。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尽管习近平已经准备好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做出一些战术性让步，但他仍然是国家权力的捍卫者，而且他本人就处在国家权力的顶峰。
根据官方发表的公报，习近平在这一历史性文件的起草中起了主导作用。他从中国无数革命者和改革者手中接过了这一使命：带领中国从“百年屈辱”中走出来，走进富强的黄金时代。“百年屈辱”指的是19世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这一段历史时期。
执政第一年，习近平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位不可动摇的权力主义者。前苏联的解体以及推翻了多个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让他一刻不敢放松警惕，坚决不允许中国也陷入同样的命运。在去年12月的一次非公开讲话中，习近平严厉批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未能阻止社会上抨击列宁(Lenin)和斯大林(Stalin)的声音。他说：“没人有胆量站出来制止。”
这也是习近平一直在打击网络言论自由、免去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的大学教师职位以及拘捕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的一个原因。
不过习近平宣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很容易让人看到，他想要提高中国普通民众的地位。中国不可能朝民主的方向进行政治改革，习近平已经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过，他希望放宽对个人的限制，在保证国家稳定的同时消除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压力。
这是邓小平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施的一项战略。它使中国拥有了近代以来最长的一段安定时期（除了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帮助四亿中国人民脱离了贫困。
总之，这次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试图实现中国和西方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既加强国家权力，又增进个人自由。怀疑论者称，二者之间这种并未得到解决的矛盾是笼罩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阴云。
三中全会文件确实赋予了中国公民更多的个人权利，尽管改善的幅度并不很大。政府承诺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并赋予农民出售、抵押土地权益以及移居城市的更大权利，放松了把农民束缚在村集体的枷锁。
文件还提出，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流浪人员、罪行较轻的犯人、卖淫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上访人员和其他挑战了党政权威的人员可以在不经过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被投入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接受思想教育等。
但新增的国家机器将抵消上述积极举措的影响。三中全会宣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军队、秘密警察及其他参与监控、国防、以及外事事务的机构的工作，习近平或许将直接领导该委员会。此外，中央还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管理经济转型、协调各部委的工作，习近平亲自坐镇指挥的能力可能将由此得到增强。
一些政治理论家认为，开放型经济势必将向开放型政府发展，称中国走上韩国、台湾等其他亚洲经济体的道路只是时间问题。在韩国、台湾等地，财富的增长造就了受过高等教育、推动民主的中产阶级。
但与John Delury一同撰写《财富与权力：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的Orville Schell说，这个结果并非已经注定。
Schell和Delury在书中描绘了从慈禧到朱熔基的许多中国近现代改革者。Schell说，如果从北京领导层的角度出发， 习近平这些看起来矛盾的改革措施似乎就有了更好的逻辑。他表示，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大多数改革家或许都会认同习近平当前的改革做法。
他说，这些改革者的目标不是要让人民不受政府过多的专制统治，而是要通过有效、集权的政府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让厌倦了失败和剥削的人民能够为国家的复兴而感到骄傲。
汉学家们惊叹于中国威权统治的生命力。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创造出了“调适性威权主义”的说法，用以形容共产党变革和生存的能力。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共几乎整个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教条，让民众享有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从而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大众支持。
当然，苏联与中国之间的一大差别是，中国领导人大体上正确地进行了经济管理；而苏联领导人则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市场机制，人民币有望成为国际货币，而且假以时日很有可能挑战强大的美元。
苏联的商店展现给顾客的是空空如也的货架，而中国的百货商场则充满了消费品。中国近年来逐渐强化的庞大国有垄断企业或许存在浪费与效率低下等问题，但至少中共没有将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以及能源和矿产资源交给掠夺成性的政治寡头。
然而，当前有信号显示，中国个人与国家之间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未曾明示的契约正开始解体。依据该契约，国家承诺不断改善民众生活标准，前提是个人放弃政治权利。但如今经济正在放缓，有毒害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各地城市，食品安全丑闻令公共恐慌。
上述担忧加上普遍的官员腐败驱使了资本外流。腐败成风在历史上一直是王朝衰落和覆灭的信号。中国买家推高了从曼哈顿到悉尼的豪宅的价格。中上阶层争先恐后地申请外国护照。
与此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财富的增长鼓励了异见，而不是阻塞了异见，甚至连一部分非常成功的人士也愿意甘冒一切风险争取政治改革。
以风险投资家王功权为例，他不但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同时也是推动言论自由和其他中国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的白领组织“新公民运动”大胆敢言的成员之一。不久前，20名警察将王功权从他在北京的家中抓走，指控他“扰乱治安”。他目前仍被拘留。
这样的情况令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的努力更显紧迫性，就算不能延续过去30年两位数的狂热增幅，也要保持快速步调。今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可以轻松达成。但要实现持续增长，就必须让民营企业而非国企发挥带头作用。
习近平希望借助民营企业创新来推动增长。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文报告宣称，市场将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的措辞意味着国有垄断企业不能再期待曾促进在钢铁、铝和太阳能等行业大规模过度投资的慷慨补贴。这一转变将帮助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银行也将有空间为急需信贷的小企业提供资金。同时，官僚机构总体上将会减少对于商业决定的干预。
然而三中全会文件声言，公有制仍将占主导地位——这是国企的一个重大胜利。
贯穿文件始终的一个经济主题是向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变势在必行。这也意味着以城市为重的增长模式，城市是创造个人财富并促使个人开支的生产力源泉。
毛泽东厌恶城市。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后，他最初拒绝移居北京，宁愿与游击队一起在郊区宿营。对于毛泽东来说，城市代表着堕落和危险。中共成立所在地上海同时也是其发展初期党员遭到国民党屠杀的地方。最现代化的城市都曾是被外国政府占据并作为半殖民地的通商口岸。这些地方是中国屈辱历史的象征，而这里的中国知识份子和商业精英也接受了西方的自由理念和商业模式。
为打造他的新中国，毛泽东不得不改造中国的城市。因此他将资本主义消费中心变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基地。工厂——而不是酒店和百货公司——充斥了城市中心。工人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宿舍里，骑自行车上下班很方便。
户口将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与出生地绑在一起。这种制度目的在于防止农民涌入城市。农民们必须留在自己的田里，以便为日益激增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废除户籍制度的进程就一直在进行中。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彻底变了样，市中心的工人宿舍被拆除，工人们被迫搬到郊区。城市中心重新被购物中心和豪华酒店所充斥。
如今，根据中共的新计划，户籍制度也将放宽。这将给予大约2.5亿到城市临时打工的农村人口更大的城市居住权。三中全会的决策将方便农民在较小的二三线城市定居。但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将继续对农民工紧闭大门。这些大城市凭藉其世界级的医院、学校和高等院校吸引着各类人。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作家鲁迅失望于中国的软弱和失败，他曾写道，“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有鉴于此，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现代的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经济强调政府扩大投资，而要求普通民众做出牺牲。
直到今天，中资银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将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以低利率转移到国有企业手中。人们实际上被迫接受低存款利率，为国有投资提供补贴，他们被剥夺了用于消费的现金。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得不忍受被人为低估的货币。人民币被低估有利于出口企业（其中很多为国有企业），但进口消费品会变得更加昂贵，这也限制了人们的购买力。
在习近平希望打造的中国，上述大部分情况都将改变。在一个尽可能由私营部门以及创新者和企业家推动的消费型经济中，个人将发现自己作为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的新价值。三中全会档中宣扬的新口号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但政府与个人之间貌似大方的新交易实际上却根源于一种增加收入以支持中共持续统治的实用主义需要。中国别无选择。中国必须实现这一转型，否则将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经济长期处于平庸的水准，目前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逃脱了这一陷阱。（这些为数不多的成功国家要么拥有位于国际贸易路线上的有利地理位置，比如韩国，要么人口稀少而石油或钻石储量丰富，比如阿联酋或赤道几内亚。）
尽管如此，对习近平来说，风险很高。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在18世纪末实力达到巅峰，征服了新疆和西藏的大片地域，某些地方的生活水准与英国和荷兰类似，也就在这个时候，清朝开始衰落。
习近平也知道，令他夜不能寐的各种问题——腐败、人口压力、内部不满情绪、环境的耗尽——也正是令清朝衰落的原因。
在中共内部，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反腐工作的王岐山一直敦促周围的人读一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着作《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称，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并不是公众的改革呼声，而是法国政府自身的改革努力。
Andrew Brow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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