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 姜超
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效率）。过去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时代，廉价劳动力充裕，意味着低端制造业极具竞争力，从而形成以投资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过去几年，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出现，体现为新增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在劳动力投入减少的背景下，为了维持同等速度的增长，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投入，体现为2008年以后中国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长的脱节，债务率的飙升，以及房价的暴涨等症结。未来如何来应对这些难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总体思路，不难发现，《决定》是希望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如：一方面，增加人力资源：适度放开生育、延迟退休年龄。提出了增加人口红利的路径：通过放开生育、适度延迟退休年龄来实现，从而为传统投资和制造业模式提供喘息空间。但是放开生育属于长期有利，短期贡献不大。而延迟退休的空间争议也会很大，因而此路不太通。
另一方面，提高效率：通过打破垄断，释放民营企业的活力，改善国有企业的效率，来增加增长潜力，这应该是条阳光大道。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虽然中国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但是新增非农就业全部是大学生，因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希望所在。而且从近年上市公司就业数据观察，新增就业几乎全部集中于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而传统的制造业几乎没有新增就业。
以下是对《决定》的具体解读：
一、提出改革六大目标和时间表
市场经济、政治民主、文化先进、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安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为何把2020年作为一个改革目标的时间节点？除了是一个整数年份外，恐怕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有关。到2020年，如果经济发展顺利，则中国的人均GDP有望超过1万美元，从而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因为超过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小康社会。假如同时又能实现经济转型、收入差距缩小等目标，则更是锦上添花。
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决定》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及市场和政府关系：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改为发挥“决定性作用”，将能更好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政府作用定位为市场的裁判、监督和补充，将有利于保障公平竞争，推动宏观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其次，明确了在所有制关系上，公有和非公并重，产权不可侵犯。在继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强调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和非公有制财产权均不可侵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项目允许非国有持股，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施员工持股，有助于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此外，《决定》对重要的经济改革领域都做了系统阐述。
1. 财税改革：明确事权、完善税制、透明预算。实施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加强中央事权、适度减少地方事权，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关于透明预算，提出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降低重点财政支出对GDP增幅的依赖度。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意味着降低地方财政重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及相应投资冲动，而通过对支出、举债以及债务风险的管理和预警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
明确事权：事权上收。过去中央事权主要集中于国防、外交、武警等方面，而地方则集中了建设投资、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一切支出。本次改革将部分社会保障从地方支出上收为中央和地方共享事权，意味着社保的全国流转成为可能。此外，将地方事权明确为区域性公共服务，意味着基建投资或不再是地方支出的主要任务。
税制完善：完善地方税、提高直接税。中国过去的地方收入以营业税和卖地收入为主，鼓励投资和房价上涨。本次提出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意味着中国有望建立以财产税和消费税为主的地方税体系，将有助于抑制投资冲动和房产泡沫，鼓励服务业发展。
2. 土地改革：同地同权，农民确权。过去农村集体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需要经过政府的征用，存在对农民补偿过低，转让收益分配不合理，地方土地财政等诸多问题。本次改革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减征地范围，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同时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等。将有助于增加农民财产收入、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3. 价格改革：市场决定价格。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包括水、电、气、油、运、电信等领域的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主要限定为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且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4. 金融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市场化开放、风险监管。多层次资本市场有两个涵义，一是丰富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放开金融业对民资的开放，其次是丰富市场产品，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其中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望真正根治股市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剩的顽疾。
市场化和开放方面，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加快利率市场化。完善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以及加快资本项目开放。风险监管方面，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后者更加重要，目前利率市场化已经在大步推进，但是风险监管并未及时跟进，由于缺乏存款保险制度的约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金融资产质量的显著恶化，金融风险的显著升温，因而存款保险制度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应加速推进。
5. 行政改革：突出负面清单管理。行政改革方面具有鲜明的创新举措，即将负面清单管理上升到全国层面，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此外，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提出健全宏观调控、正确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明确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宏观调控，而在投资方面则对企业充分简政放权，一般情况下的企业投资均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通过强化环保、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来建立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政府的考核逐步与GDP增速脱钩，增加环境、安全、健康、债务等指标权重。编制全国和地方的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有助于债务的及时预警。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是简政放权，其次是加强服务和监督。优化政府组织有助于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6. 户籍改革：市民化导向，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是通过合理放开落户限制，其次是在城市将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最后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来实现城市服务的共享。
7. 国企改革：监管国有资本、界定国企功能、完善企业制度。首先，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其次，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从企业监管到资本监管，有助于放开对企业经营的约束。
国有资本主要定位在公共服务、以及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在自然垄断性行业，实施政企分开、推进市场竞争。完善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
三、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民主与公平、和谐与发展
《决定》中有几大亮点，一是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可以防止行政执法对人民的滥用；二是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可以增加反腐的有效性。三是探索实行官邸制，即国家为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在任期间居住的住所，官员对此没有产权，也有助于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
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也有几大看点：一、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有助于解决学区房等教育资源不公的问题。二、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有助于扭转人口红利结束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局面。三、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的供给效率。
综上所述,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相比，改革所涉及的面更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改革五位一体，而且，这一系列改革话题已经从过去的泛泛而谈变为现实压力，不少改革共识的背后，都隐含着惨重的教训。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实际上是滞后改革的欠账，是对未来的透支。因此，这次改革方案的提出，更具有倒逼成分。而今后面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提升改革的执行力，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及首席经济学家。姜超是海通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及债券研究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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