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BOWRING
中国官方给出的城市化水平目前仅为51%，不过其他一些估计与此有出入。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力推行的城市化目标，2030年可能有7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由于中国需要通过让人们转而从事效率更高的城市工作来改善收入分配极度不平衡的状况，城市居民增加约2.8亿人听上去令人兴奋，看起来也很直观。
由于人口直接从农村地区迁移以及城市区域向周边乡村扩张，过去20年中农村人口一直以大约每年1%的速度稳定下降。然而，农村人口每年的百分比降幅并不能精确反映城市化的实际速度。事实上，城市化的速度也一直在稳步下滑。本世纪初，城市人口每年增加3%，但2010年这一增幅下降至2.5%，预计到2020年左右，总体人口增长为零，城市人口增幅最多仅为1.5%。
出于非常简单的人口统计学原因，中国人移居城市的速度可能下降更快。移居城市的主要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但据联合国推算，这一人群的数量稳步缩减，2010年为3.47亿，到2020年将为2.66亿。移居城市的年轻人性别比例失衡，意味着一旦年轻劳动者达到适婚年龄，婚姻数量和新家庭数量将下降更快。晚婚的趋势也可能持续。
城市化本身就给中国带来了人口方面的挑战。在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被放宽的同时，生育率一直持续下降。相比独生子女政策，低生育率如今要更多地归咎于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和难以获得户口。五至九岁儿童的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1.09亿下降到当前的7,800万。据一份官方报告，2012年有1.3万所小学关闭。
从迁移的角度看，更糟糕的是，能够迁居城市的15至29岁农村年轻人数量下降速度比总人口中的15至29岁人群更快。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一群体一直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农村出生、当前年龄为30岁的人当中，75%的人已经进入城市。
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必须体现在其不光有能力创造高效的城市工作岗位（这方面迄今为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同时还体现在面对迅速老龄化的农村人口，中国有能力提高农村生产率。由于如此之多的农村年轻人已经离开，60岁以上的人现在占农村居民的30%左右。中国如果不想被迫提供大规模的农田补贴，就需要提高农田的生产能力。大规模农田补贴将拖累整体经济。
城市化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目标，目标应当是经济积极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教育和产业影响的结果。城市居民数量本身并不能反映积极发展。举例来说，菲律宾的城市化水平为48%，与中国相差无几。但由于只有很少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移居者大多只能在城市的非正式行业找到低收入工作。
在劳动力短缺以及政策更宽松的小城市发展影响之下，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势必会逐渐改善。户口制度似乎有可能在五年内取消。这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移居城市，同时由于移居人口得以购买房产，这又加大了对于城市住房的需求。提高这一群体的生产能力也意味着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加大开支，而不仅仅是建筑。
毫无疑问，除了人口因素，城市建设还有其他推动力。住房标准仍然不足，老旧建筑需要重新开发，城市需要交通和医院等基础设施。但政府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开支推动GDP增长的努力将会遭遇城市增长放缓的状况。以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衡量的城市化速度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这或许并不是坏事，前提是资金被更好地投入到提高薪资和消费以及改善医疗、福利及教育标准。但首先，中国政府和看好中国增长的人必须正视人口变化，然后进行相应的支出。
（PHILIP BOWRING是一名香港记者。）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预测发展中国家增速将持续下降，其中包括中国。但许多看好中国的人仍然在进一步城市化的前景上寻找安慰，认为这是维持中国中期GDP增长的途径。原则上这是个有吸引力的主题。过去20年中涌现了大量城市，而且由房价上涨的情况判断，显然还存在未满足的住房需求。然而人口的变化，包括年轻人移居城市的速度减慢，有可能打乱中国宏伟的城市化计划。中国官方给出的城市化水平目前仅为51%，不过其他一些估计与此有出入。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力推行的城市化目标，2030年可能有70%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里。由于中国需要通过让人们转而从事效率更高的城市工作来改善收入分配极度不平衡的状况，城市居民增加约2.8亿人听上去令人兴奋，看起来也很直观。
由于人口直接从农村地区迁移以及城市区域向周边乡村扩张，过去20年中农村人口一直以大约每年1%的速度稳定下降。然而，农村人口每年的百分比降幅并不能精确反映城市化的实际速度。事实上，城市化的速度也一直在稳步下滑。本世纪初，城市人口每年增加3%，但2010年这一增幅下降至2.5%，预计到2020年左右，总体人口增长为零，城市人口增幅最多仅为1.5%。
出于非常简单的人口统计学原因，中国人移居城市的速度可能下降更快。移居城市的主要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但据联合国推算，这一人群的数量稳步缩减，2010年为3.47亿，到2020年将为2.66亿。移居城市的年轻人性别比例失衡，意味着一旦年轻劳动者达到适婚年龄，婚姻数量和新家庭数量将下降更快。晚婚的趋势也可能持续。
Reuters
几名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在宿舍里休息。
从迁移的角度看，更糟糕的是，能够迁居城市的15至29岁农村年轻人数量下降速度比总人口中的15至29岁人群更快。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一群体一直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农村出生、当前年龄为30岁的人当中，75%的人已经进入城市。
中国进一步城市化必须体现在其不光有能力创造高效的城市工作岗位（这方面迄今为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同时还体现在面对迅速老龄化的农村人口，中国有能力提高农村生产率。由于如此之多的农村年轻人已经离开，60岁以上的人现在占农村居民的30%左右。中国如果不想被迫提供大规模的农田补贴，就需要提高农田的生产能力。大规模农田补贴将拖累整体经济。
城市化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目标，目标应当是经济积极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教育和产业影响的结果。城市居民数量本身并不能反映积极发展。举例来说，菲律宾的城市化水平为48%，与中国相差无几。但由于只有很少的制造业就业机会，移居者大多只能在城市的非正式行业找到低收入工作。
在劳动力短缺以及政策更宽松的小城市发展影响之下，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势必会逐渐改善。户口制度似乎有可能在五年内取消。这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移居城市，同时由于移居人口得以购买房产，这又加大了对于城市住房的需求。提高这一群体的生产能力也意味着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加大开支，而不仅仅是建筑。
毫无疑问，除了人口因素，城市建设还有其他推动力。住房标准仍然不足，老旧建筑需要重新开发，城市需要交通和医院等基础设施。但政府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开支推动GDP增长的努力将会遭遇城市增长放缓的状况。以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衡量的城市化速度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这或许并不是坏事，前提是资金被更好地投入到提高薪资和消费以及改善医疗、福利及教育标准。但首先，中国政府和看好中国增长的人必须正视人口变化，然后进行相应的支出。
（PHILIP BOWRING是一名香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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