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
上，一位印尼女佣在她雇主家起居室的高架床上睡觉。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一张餐桌。这个房间是近一个月来她的卧室和家。她说，感觉到有人在她的衣服下摸索，她就醒了。借助鱼缸的微弱灯光，她认出男主人的兄弟正站在她的床边。
据她后来回忆，她当时说：“干什么？”她又惊又怕。他笑了笑，没有说话，走开了。
Billy H.C. Kwo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当事印尼女佣。香港法律禁止公布强奸案受害者的身份。
接下来的七周，他屡次截住她，在厨房对她实施性骚扰，在卫生间强奸她。这所房子面积有650平方英尺（约合60.4平方米），是一个五口之家的住所。
这位女佣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把我当一个动物那样对待，我不得不为他服务，就好像我是他妻子一样。”她说，这让她无法接受。她是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说话声音不大。
然而对此，她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是32.5万名来自贫穷国家的女佣往往会面临的问题。她们有时会受到粗暴的待遇甚至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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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逃回家乡，她的丈夫会视她为耻，她还要背负此前为去香港而欠下的债务。
如果她打算找一个新雇主并决定闭口不谈性侵的事情，那么根据香港法规，她必须辞掉工作、在两周内离境回国并重新申请工作签证。但她负担不起这样做的费用。
而如果她向警方告发性侵者并将其告上法庭，那么除非有政府特批，否则她在案件结束前将无法工作，因为香港法律旨在避免虚假控诉。更何况，考虑到她语言不通、对当地也不熟悉，她打赢官司的几率渺茫。
女佣权益倡导者称，这一困境表明女佣们极易受到伤害，当受到虐待时，她们无力反抗，这可能壮大雇主虐待她们的胆量。
驻香港的律师博厄斯(Melville Boase)说，现有体制对这类务工人员非常不利。过去30年，博厄斯经常担任外籍女佣的代理律师。他说，她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多数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香港的移工服务团(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去年公布了一项对3,000多名住家女佣开展的调查。5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受到言语侮辱；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工作16个小时；18%的受访者称，自己曾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例如被扇耳光、拳打脚踢等；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在雇主家里受到强暴、触摸或言语上的性骚扰。一些受访者报告称，自己只能睡在浴室或厨房里。
该组织称，总体来看，2013年有3,000多名女佣向劳工部门提出正式的申诉。该组织没有详细披露申诉的类型，但工作人员称，申诉大多与工资和工作时间有关。
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教授拉德高(Hans J. Ladegaard)说，一些雇主把女佣当成自己的财产，肆意对待。拉德高先后采访了400多名女佣，她们大多数住在避难所里。
去年9月份，一对夫妇在香港一家法院被判入狱。该夫妇被控用熨斗烫他们的印尼女佣，还用自行车链鞭打她。
香港的帮佣一般会保持低调，但也会出现紧张局面。在自称受虐的女佣脸部严重肿胀和腿部烧伤疤痕的照片被广泛刊登后，数以千计的女佣走上街头，并高举“我们不是奴隶”、“取消雇佣同住规定”等标语。
随着香港人口的老龄化，看护需求会不断增加，因而香港女佣（大多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数量还会扩大。2012年香港65岁及以上老人占全港人口总数的14%，预计这一比例到2041年将升至30%。
事实上，香港女佣已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石，其人数超过32.5万人，约占劳动人口的8%，相比之下，1990年香港女佣人数还不到6.5万。
香港官员表示，他们对香港帮佣的管理规定适当兼顾了女佣、雇主与城市的需求。
佣工的最低薪水为每月4,110港元（合530美元），比她们在国内可能赚得的酬劳高得多，每周还有一天强制性的休息日，以及基本医疗和食物。香港当地的平均月工资约13,912港元（合1,783美元）。
对于雇主而言，这是可负担的家庭佣工，让夫妻双方都可外出工作，让佣工照顾老人和孩子。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些限制确保了外国佣工不会与当地居民竞争清洁工作，当地居民希望从事兼职佣工，无需与雇主同住，同时也不会给已经十分紧张的住房市场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香港劳工处助理处长陈圳德(Nicholas Chan)说，雇主和佣工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良好。他还说，政府会严肃处理虐待佣工的指控。
陈圳德说，与雇主同住的要求是必要的，因为本地工人应当优先拥有所有的工作机会。他还说，显然本地供应不足以满足住家佣工的需求，因此香港才开始引进佣工。
然而，这一印尼女佣被强暴事件显示，香港的这种用工模式在家庭帮佣面临虐待威胁以及为了追寻正义需要勇气和坚忍时对她们有多么的不利。
香港劳工处的一位发言人说，外籍帮佣得到的就业保护少于其他香港居民的说法是完全不公平的。这位发言人说，在得知这些虐待外佣案后，政府部门都采取了及时有力的行动。
尽管这名印尼女佣同意《华尔街日报》使用她的名字，但上世纪70年代末还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曾颁布过一道法律，要求保护性侵案的受害人，因此在这里刊登她的真实姓名属于违法行为。我们决定在本文中叫她玛丽(Mary)，她的前雇主就是这么称呼她的。
本文所有的内容均来自对玛丽及其家人、律师、玛丽参加过的印尼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移民及劳工部官员的采访以及公开的法庭文件。施暴者、玛丽当时的雇主以及给玛丽介绍工作的职业介绍所均拒绝接受采访。
Billy H.C. Kwo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玛丽拜访九龙清真寺。
33岁的玛丽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她在2011年6月来到香港。身材娇小的她来自爪哇海附近一个只有5,000人左右的印尼小村庄，那里的人们主要靠种植水稻、捡拾木材和修理摩托车为生。
玛丽有很多打算，想赚钱为家里建一面挡土墙，抵挡外面的泥浆。每到雨季，雨势就非常猛烈，有一次泥浆水涌入了她家的院子，把院子里的山羊淹死了。她还想赚钱供她的儿子上大学。
在来到香港之前，她曾在海外做过女佣，在沙特阿拉伯呆过四年。但在沙特做女佣时，有人告诉她，一名女佣被误认为偷了金手镯，结果她的手被砍掉了。玛丽觉得很害怕。
玛丽离开印尼时，她最小的儿子只有两岁。当她回来时，小儿子把她当成陌生人。
做女佣赚来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这时候，一家职业介绍所到印尼来招工，声称在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当女佣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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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培训的回报，玛丽同意在未来偿还培训费，以及在印尼接受体检（该国女佣出境前的惯例）的费用等其他开支。这意味着，她要将她前七个月工资的大部分上缴给她在印尼的职业机构。
在培训中心，玛丽要学习基本家务、照顾孩子以及粤语，甚至还要学唱中文摇篮曲。该培训中心的教员Wintriyanah说，学员还被教导有礼貌，说话要温柔，要笑脸相迎。（她和许多印尼人一样，只有一个名字）
将近四个月后，玛丽被一位香港飞行乘务员聘用了，玛丽以“太太”来称呼她。这位空姐的家庭成员包括她的丈夫，他们的小孩，以及她丈夫的两个兄弟。
玛丽抵达香港时将她的头巾藏到了背包里。玛丽和几位女佣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们在培训时了解到，香港人无法容忍鲜明的宗教标志。
（玛丽所在的培训中心说，接受培训的女佣被告知不要穿戴头巾，是为了让潜在雇主看到她们干净的短发。）
刚到香港，就有一个名叫Fok Ka-ching的戴眼镜的中国男人来接她，他是男主人的兄弟，玛丽叫他“叔叔”。
这个男人把玛丽带到一个乱糟糟的公寓，这个公寓位于九龙郊外一幢毫无特色的高楼里。玛丽担心睡在客厅就没有私密的祈祷空间了。在没有活干或睡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应该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
Billy H.C. Kwo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玛丽在香港中环乘坐电车。
第一天，玛丽微笑着，假装自己能听懂男主人说得很快的广东话。玛丽的包被他翻了个遍，看着男主人拿着自己的卫生巾，玛丽觉得很尴尬。他拿走了她的手机。香港的一些雇主会这样做，为的是不让女佣在工作的时候用手机。
玛丽的工作主要是洗衣服。她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客厅沙发上面的一根杆子上，用落地扇吹干。其他时间就是整理床铺和擦地。她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午夜，每周六天。（雇主可以自由决定女佣的工作时间。）
她还为女主人的公公婆婆做清洁工作。
开始的两个周日她同意加班（周日是唯一的休息日），只为了能多赚点钱寄回家。
玛丽说，那晚她被吓醒后，认出站在她床铺傍的人就是“叔叔”。被“叔叔”的举动吓坏而且迷惑不解的玛丽开始在床铺上翻找。他是不是偷偷放了一个手镯，好诬陷她是小偷？她会不会丢掉工作，会不会像传闻中沙特对待小偷那样被砍掉手？
第二天一早，希望这只是一次性事件的玛丽决定什么也不说，躲开叔叔。但是在如此小的家里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快，“叔叔”开始四处堵她。
玛丽说，有一次，她在厨房擦拭台面时被“叔叔”堵到了。他脱掉裤子和内衣，扔到地上，然后抓着玛丽的手，强迫她摸他。
急于逃离这个家庭的玛丽央求职介所给她找一份新工作。职介所说，玛丽必须拿出她遭到性侵的证据，才能更换雇主。职介所说，要做到这点只有一个办法，如果他再度侵犯她，就把证据收集到试剂瓶中。
玛丽同意了，然后返回了雇主家中。很快“叔叔”再度性侵她，强迫她为他口交。对“叔叔”厌恶至极的玛丽清洗了自己，然后才意识到她把证据也洗掉了，但是已经太迟了。
两周后，“叔叔”在卫生间里强奸了她。她假装在水龙头下面洗手，暗中把一只手收拢起来，溜出了卫生间。然后从她床边的抽屉里拿出小瓶子。在恐惧与眩晕中，她把手中的证据放进了容器。
她听到“叔叔”离开了，便逃到职业介绍所，背包里装着那个小瓶子。她的代理人把她带到警察局，在随后的几小时里，她接受了医学检查。她的衣服被装进袋子作为证据，从她身上拭取的样本被用于性接触相关的DNA检测。
上诉法院的文件显示，“叔叔”在两份与警方的面谈视频中坚称从未袭击过玛丽。他说，玛丽曾两次主动与他发生性接触。玛丽首次向职业中介报告她受到侵害时，她的中介人告诉她，雇主通知她30天后终止雇佣关系。
玛丽后来说，她希望“叔叔”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但她也想找到一份新工作。她希望这个案子几周内就能宣判。如果够快的话，她或许就不需要向丈夫和三个孩子解释发生了什么，还能向印尼培训中心偿还所欠债务。
但实际上，地狱般的生活却持续了将近两年。
她说，当她告诉入境事务处她遭到了性侵并需要换一份工作时，她被告知在破案前她不能工作。
这项限制性条款是为了避免女佣提出虚假控诉，因为女佣可能会利用这种手段撕毁两年期合同而另谋雇主。
香港入境事务处签证及政策部助理处长罗振南(C.N. Law)说，如果女佣自称遭受苛待或剥削，可以作为例外处理，允许其在香港工作，这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移民事务处称，至于近年来发生过多少这样的例外情况，他们没有纪录。
罗振南说，如果他收到了玛丽的工作请求，且玛丽出示了强奸案的证据，他会给予批准。他对玛丽的情况不了解。
罗振南说，他们只以合理性为标准。他还说，只要有疑问，本地佣工肯定会获得疑点利益。
女佣一方代表律师博厄斯说，这样的例外非常非常少见。玛丽则表示，她去入境事务处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她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玛丽在电话中向她的姐姐吐露了心声。她的姐姐恳求她回家。
玛丽问道，如果回家那谁来工作帮孩子交学费呢？
玛丽还请求姐姐不要将这些事告诉玛丽的丈夫。但姐姐还是决定告诉他。据玛丽和她的丈夫回忆，当时玛丽的丈夫怒不可遏。他告诉玛丽，去香港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找男人”。玛丽非常生气，便从自己的手机中删除了丈夫的联系方式。
由于工作无落、生活无着，又没有钱，玛丽被迫住进了庇护所，这里提供食物、签证续签费以及一些零花钱。一些女佣睡上下铺（一般是两人一张床），还有一些女佣则一字排开裹着毯子睡在地上的垫子上，用住在这里的一个人的话说，就像咸鱼一样。她们分担杂务以保持庇护所的整洁。
在一个庇护所里，那里几乎所有的女佣都是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她们说的是菲律宾语或英语，而不是印尼语，玛丽因此觉得孤单。她讨厌无法赚钱的境况，还得长时间等候她的案子开庭。
她不再戴头巾，之前她离开那家人的公寓后原本重新开始戴了的。她说，她还省掉了祈祷的仪式，好让自己不那么明显地与众不同。但她暗地里向真主祷告：“我做了什么，你要给我这样艰难的考验？”
随着时间的流逝，玛丽习惯了等待的新生活。她转到一个印尼人的庇护所，在那里她可以跟自己的同胞一起祈祷并唱颂《可兰经》。她开始陪同其他无业的印尼女佣乘坐香港的双层电车前往入境事务处，帮她们填写表格。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向劳资审裁处(Labour Tribunal)提出了申诉，要求获得8,976港元，据她说，其中大部分是“太太”拖欠的工资，还有返回印尼的费用。劳资审裁处称，在与前雇主达成协议后，她获得了4,800港元。
她也开始喜欢与下了班的外国女佣一起聚会，这些女佣每到周日就挤满了香港各处的公园和人行道，成群结队地在纸板箱上面打牌、拍照或是学习做手袋等技能。
案件于2013年5月在香港开庭审理。当时玛丽和她的丈夫已重新开始联系。他在一条短信中告诉她要坚强并说出真相。他告诉她不要撒谎，现在撒谎或许可以打赢官司，但来世是不可能的。
“叔叔”面临包括猥亵和强奸在内的六项指控。他的命运掌握在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手中。需五名以上成员同意才能判处他有罪。Fok拒不认罪。
当她坐在证人席上等待公诉方开始时，她看了看陪审团成员。在她眼里，他们看起来都很像“叔叔”。后来她回忆，当时她满脑子都在想他们是否会作出公正裁决。她心里害怕极了。
庭审中，被称作“玛丽”的她用印尼语作证Fok多次对她实施性侵，她的证词被译成英语。
辩护律师Warren Tang试图将玛丽形容为一个勾引男人的骗子，称她试图用巫术来报复雇主一家，只因雇主因她对其亲戚态度恶劣并让孩子染上疹子而将她辞退。玛丽之后称，她为他们工作时始终努力保持良好态度，而任何所谓的巫术都只是对她作穆斯林祷告的误解。Tang在采访中说他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行事。
在一天多的时间里，Tang不断挑战玛丽，指控她说谎。在后来的面谈中，玛丽叙述了Tang的盘问。她情绪失控，哭了起来。她说：“我不想被那样对待。”
在法庭上，玛丽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据在场的几名人士称，玛丽从证人席上跳了起来，她盯着“叔叔”，并用食指猛戳他。
她对他大喊：“你在说谎！”
玛丽后来解释说：“我觉得我要气炸了，我太激动了，我有着满腔的愤怒。我等待了两年，我想把压抑在内心的情绪释放出来。”
“叔叔”选择不作证。根据香港的司法体系，他有权选择不作证。但陪审团看了他接受警方盘问的录像。Fok说，两次性行为是玛丽主动的，假如他强暴了玛丽，家里应该有人会听到她呼喊或抵抗。
陪审团认定“叔叔”犯有强奸和其他四项性侵罪。对于玛丽关于“叔叔”抚摸其身体的指控，陪审团中有四人反对、三人支持，检方同意撤销这一指控。
身穿深红长袍、头戴马毛假发的赖磐德(Peter Line)法官命令Fok站起来。
赖磐德对Fok说，他所作所为的恶劣之处在于，对处在弱势地位的人进行性虐待。
他补充说，Fok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无疑将伴随她的余生。他指出，玛丽等待判决已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她无法工作，靠救济生活。
“叔叔”被判处七年半有期徒刑。
“叔叔”目前被关在香港石壁监狱。5月21日，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一致拒绝推翻对他的判决。他有权选择进行最终上诉。
Billy H.C. Kwok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玛丽在香港九龙的庙街市场。
玛丽后来在临近大陆的一户人家找到了一份护理老太太的工作。她说，由于没有男士在家，她在这份新工作中感到了快乐。
玛丽说，正义终于得到伸张令她感到欣慰。她说，法官尽了他的职责。
但她希望香港能让像她这样的女佣与雇主分开住，她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被虐待的机会，同时这样做也可以让佣工们在等待解决纠纷的时期工作更方便。
由于玛丽有近两年的时间都没工作，她想要为孩子挣钱的梦想基本上已经被往后推延了，她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十几岁了。三年来她一直没有见过孩子们。孩子的爸爸在爪哇岛的一个地方做木雕艺人，在亲戚和当地清真寺的帮助下，他们能够养活自己。玛丽一般用短信和家人保持联系。
玛丽想象著有一天自己不再以在香港做佣工为生，而是能够回到家乡用自己的积蓄做点小生意。玛丽最近完成了针灸课程的学习。她说，她在印尼的家乡可能会需要一个有水平的针灸医生。
Deb Price / Chester Yung / Sara Schon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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