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今
年一开年，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冲击就不断，克里米亚紧张局势已经开始引发新一轮冷战威胁，大国集团的力量角逐再度升温；而马来西亚航空的失联客机，更是万众关注，牵动周边国家安全和防卫的纤弱神经，已经引发了东南亚国家高强度的连锁行动，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都要求中国做出更加明确的反应和更加长远的战略布局。某种程度上，目前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同1945年二战刚结束的美国面临的环境和机遇窗口是类似的。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的最多黄金储备，占当时西方世界黄金储备的48.5%，为法意德英日的4.5倍（也是二战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高达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工业产能，二战中美国由中立到参战，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至1948年，美国工业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3.4%，世界出口总值的32.4%。而中国现在存在普遍的过剩产能，在500个主要产品产量中有220种居世界前列。
在另一方面，当时全球的环境是被战争重创的欧洲和亚洲两大完全瘫痪的经济体，特别是废墟上德国和日本，以及即将获得独立的但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新兴民族国家区域。现在则是在2008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百废待兴的老欧洲、基础设施陈旧的美国和明显减速的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状态，由于流动性减缩，今年可能还蕴含着再次下行的巨大风险。
换句话说，中国通过30年在美式全球化环境下的口丝级的血汗打拼，终于换来了一个一线大国的坯子，但这仅仅是序曲。在努力进行内部调整的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也需要积极的地缘布局来推动亚太一体化和寻找全球发展的新动力。
可供借鉴的当时美国的经验包括：执行两个马歇尔计划和输出产能。当时美国的具体操作包括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继续推行世界经济复兴计划；加强与爱好自由国家的合作，反对侵略威胁（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技术援助不发达地区。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这不仅消化了美国的产能，支持修复了欧洲和日本两个产业转移副中心，从而迎来了战后长达20年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一举奠定了市场经济牢不可破的世界格局和演进路径。
中国政府决策者应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提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级规划。作为呼应，可以看到中国的地缘布局正在全方位的展开。
例如，向西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关系已经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为经济上的密不可分，政治和经济已经走入正循环轨道中，现在和中亚四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则是一次重大飞跃。如果中亚战略继续顺利推进，中亚地区将在能源供应、地缘安全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领域提供更多战略支持和合作共赢机遇。
更为关键的是，今年3月1日发生在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也进一步突出了发展中国-中亚桥头堡──新疆区域的重要意义，新疆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早在2010年中央政府就出台新疆发展扶持规划，虽然当时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促进长治久安，但同时意在深远，是为以后更大的中亚战略打下基础。从大国博弈的“大棋局”角度来看，中亚是整个亚欧大陆的枢纽。中亚的战略地位使大国们近年来都不断试图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从经济上看，中亚地区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对于中亚资源国而言，中国是最理想的市场。中亚以北与俄罗斯接壤，西部为里海，南部与阿富汗和伊朗接壤，东部则与中国新疆接壤。中亚地区经济除了农业以外，主要以采矿、冶金业等重工业为主，多为资源富国，而中亚周围国家要么经济结构都相似，要么就是经济或政治处在不稳定状态，因此难以找到理想的下游市场，唯中国的需求最为旺盛和稳定，大片接壤的土地也为油气运输提供了良好条件。
向东南则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线路也是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特别是自秦汉兴起以来，它就是联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走廊、推动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黄金路线。目前，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以人民币不贬值的巨大代价，换来了亚太区域货币锚的地位，并在实质上取代日本成为亚太雁型模式的引导者。最近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则进一步强调，向南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向东北推进中韩自贸区（中日韩目前存在困难）建设，向中东推进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向更远的非洲和南美区域拓展。非洲方向的进展被媒体称之为“龙的礼物”。储量分布集中的非洲自然成了中国未来重要的开发和合作伙伴。从微观角度观察，非洲整体经济启动主要面临着三大巨大障碍：安全、卫生和基础设施条件差、金融市场不完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而这些对资源需求增量巨大的中国来说，却是重大机会。中非合作本质上是生产者与资源提供者的利益互换，其利益交换的核心是“基建换资源”。
在非洲的开发中，中国不是十字军，也不是传教士，中国在非洲开发中扮演的是风险偏好较高的逐利商人角色。但由于涉及国家资源战略的核心问题，中国的企业在非洲的经济事务往往都有国家开发银行与政府的支持，甚至中国官方会直接通过官方开发援助（ODA）等方式参与。全球发展中心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在2013年5月初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间，中国累计共为51个非洲国家援助1673个项目，援助总额约750亿美元，几乎与美国的援助量级相当。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非援助几乎遍布非洲大陆并持续增长。
由此可见，中国正在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其中的抓手部分是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在走出危机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被视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有效手段。特别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亚洲，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
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测算称，2010年到2020年，32个亚开行成员国需要基础设施投资8.22万亿美元，每年平均需投资8000亿美元。但这些需求面临着资金约束。仅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口径看，每年亚洲的建设资金缺口大约有600多亿美元。在去年10月初的APEC峰会上，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国力推基建投资“走出去”，许以大规模金融配套安排，进而提出亚投行建议，可谓“一条龙”服务。
可以看到中国版的地缘马歇尔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中国应当全力推动各种规格自贸协定谈判。截至2013年12月，中国正在建设18个自贸区，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另外六个自贸协定正在谈判。此外，《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也已经签署，正等待台湾“立法院”审核通过。2014年1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中欧第四轮高级别对话中呼吁双方考虑达成自贸协议，这也表明了中国积极主动对接新贸易规则的姿态。此外在多边方向上，还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信息技术协定等谈判，加快环保、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中国还应该主动回应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最终形成对外开放与改革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这也是一场大考，在走出去和高规格自贸协议博弈中提升中国企业和资本的竞争力更加重要。特别是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和效率，以避免传统国企投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尴尬局面以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完全可以同步实现混合所有制，这也是深化改革的一种具体体现。
中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考虑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牢笼，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致最终的货币。成为一个受到尊敬的地缘大国一直根植于中国的血液甚至基因中，当然为此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代价，但机会稍纵即逝。
本文作者邵宇是金融学博士，牛津大学John SWIRE学者，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分析师和固定收益负责人，著有《危机三部曲：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大图景》。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