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
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都很高，但是经济增长率却很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有高有低，但是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占比的高低并无内在的联系。回顾这几年中国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当越是想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增长回落的速度反而越快。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到达依靠消费来拉动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居民原本就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中国需要的是通过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减少农村居民的发展战略。所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基本上是错的，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的这种本质上的区别。
用人口红利消失论或者刘易斯拐点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同样缺乏说服力。用人口老龄化来证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不准确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流量（远期）劳动供给的减少，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存量剩余劳动减少。对于中国农村究竟还能释放多少剩余劳动，不仅要看农村人口的多少，而且还要看农村技术进步的状况，如果通过农村技术进步，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准，那么中国只需投入数千万劳动力即可完成目前需要几亿农民来完成的农业生产活动（美国今天有三亿多人口，仅有300多万农民耕种着世界22%的耕地）。于是，在今后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中国还将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会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
英、美两国的经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英国从1700年开始工业革命，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的转移，维持了长达20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同样美国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当然还有来自于海外移民的贡献），在1870年至1970年间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其中有90多年是贸易顺差。至于那种以今天中国工资上涨为根据来证明中国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论点就更加不可信了，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因为劳动力供不应求所致，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扭曲性干预所致。
在笔者看来，从2009年救市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由各种各样的紧缩政策和不当的扩张政策造成的。
首先是紧缩出口政策。推出此政策的目的是要降低贸易顺差、争取贸易平衡。由此推出的政策措施有：变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人民币单边升值、支持内贸以及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国民待遇政策。人民币升值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出口成本，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国民待遇政策对跨国公司造成负激励，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之流量开始减少、存量开始撤资，这还不算，随着跨国公司的撤资，中国的出口渠道便随之而失，因为全球的销售渠道基本上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所有这些变化，不是提高了中国的出口成本，就是减少了中国的出口渠道，中国贸易增长开始减速，进而导致投资下降、增长下滑。
其次是紧缩产业政策。中国推出产业紧缩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调整结构。方法是制定详尽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提高劳动工资标准、提高能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标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策逼空了产业，根本就没有达到预定的、用提高成本来倒逼企业转型的政策目标。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国的要素禀赋约束限制了中国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或者创新的转型。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缺乏人力资本，中国做低端加工制造与要素禀赋是相匹配的，但是若要转型做高端制造或者创新，那么就会遭遇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瓶颈。
第三是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救市而采取的财政扩张政策，在财政扩张的情况下同时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故而需要财政和货币的松紧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加息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前者是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后者则是为了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由此产生的政策效应是国内利率上涨，内外息差扩大，导致了境外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并产生了如下的正反馈效应：央行加息、境外短期资本流入、外汇占款发行、货币供应量增加、央行再加息。在这种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央行越是加息，流进来的短期资本就越多，人民币就越是升值，从而逼着央行采取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在国内高利率的冲击下，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在下降，进而引起实体经济增长的衰减。
第四是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财政的政策目标首先是为了救市，其次是为了公平社会收入分配而进行转移支付，此外就是为了促进结构调整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补贴。扩张财政政策的工具是预算扩张、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渠道是国企和城投公司）。这一政策产生的直接效应是税负增加，其间接效应是金融市场的利率上涨。结果就造成了税收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的倒挂以及市场实际利率上涨与企业利润增长的倒挂。在这种情况下，实业投资已无价值，伴随着大量产业资本变现（成为金融与地产资本）而来的便是经济增长的下降。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不当造成的，所以要想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不当干预，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让市场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以上各点分析，应当采取以下做法来缓解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趋势：第一，通过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促使中国经济重返出口导向的道路；第二，放弃不当的产业政策、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准入门槛、降低税收来激励社会资本重返实体经济；第三，货币政策要放弃盯住物价的不当做法，改为盯住流动性，在有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环境下，只有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住流动性、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第四，财政政策必须适当紧缩，现在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已经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如果一定要推行扩张财政，那么也要优先实施减税政策、把钱留给企业去花，这不仅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也可以提供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真正做到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在全社会起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本文作者华民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自
从2009年中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国外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力，消费占GDP 的比重偏低，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国内经济学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经济增长减速。这些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都很高，但是经济增长率却很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有高有低，但是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消费占比的高低并无内在的联系。回顾这几年中国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当越是想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增长回落的速度反而越快。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到达依靠消费来拉动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农村居民原本就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中国需要的是通过增加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减少农村居民的发展战略。所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基本上是错的，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的这种本质上的区别。
用人口红利消失论或者刘易斯拐点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同样缺乏说服力。用人口老龄化来证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不准确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流量（远期）劳动供给的减少，但是并不一定意味着存量剩余劳动减少。对于中国农村究竟还能释放多少剩余劳动，不仅要看农村人口的多少，而且还要看农村技术进步的状况，如果通过农村技术进步，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准，那么中国只需投入数千万劳动力即可完成目前需要几亿农民来完成的农业生产活动（美国今天有三亿多人口，仅有300多万农民耕种着世界22%的耕地）。于是，在今后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中国还将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会从农村转向城市工业。
英、美两国的经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英国从1700年开始工业革命，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的转移，维持了长达20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同样美国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的转移（当然还有来自于海外移民的贡献），在1870年至1970年间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其中有90多年是贸易顺差。至于那种以今天中国工资上涨为根据来证明中国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论点就更加不可信了，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因为劳动力供不应求所致，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扭曲性干预所致。
在笔者看来，从2009年救市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主要是由各种各样的紧缩政策和不当的扩张政策造成的。
首先是紧缩出口政策。推出此政策的目的是要降低贸易顺差、争取贸易平衡。由此推出的政策措施有：变固定汇率为浮动汇率、人民币单边升值、支持内贸以及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国民待遇政策。人民币升值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出口成本，针对跨国公司的税收国民待遇政策对跨国公司造成负激励，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之流量开始减少、存量开始撤资，这还不算，随着跨国公司的撤资，中国的出口渠道便随之而失，因为全球的销售渠道基本上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所有这些变化，不是提高了中国的出口成本，就是减少了中国的出口渠道，中国贸易增长开始减速，进而导致投资下降、增长下滑。
其次是紧缩产业政策。中国推出产业紧缩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调整结构。方法是制定详尽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提高劳动工资标准、提高能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的标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策逼空了产业，根本就没有达到预定的、用提高成本来倒逼企业转型的政策目标。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国的要素禀赋约束限制了中国企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或者创新的转型。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缺乏人力资本，中国做低端加工制造与要素禀赋是相匹配的，但是若要转型做高端制造或者创新，那么就会遭遇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瓶颈。
第三是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救市而采取的财政扩张政策，在财政扩张的情况下同时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故而需要财政和货币的松紧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加息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前者是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后者则是为了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由此产生的政策效应是国内利率上涨，内外息差扩大，导致了境外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并产生了如下的正反馈效应：央行加息、境外短期资本流入、外汇占款发行、货币供应量增加、央行再加息。在这种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的央行越是加息，流进来的短期资本就越多，人民币就越是升值，从而逼着央行采取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在国内高利率的冲击下，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在下降，进而引起实体经济增长的衰减。
第四是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财政的政策目标首先是为了救市，其次是为了公平社会收入分配而进行转移支付，此外就是为了促进结构调整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补贴。扩张财政政策的工具是预算扩张、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渠道是国企和城投公司）。这一政策产生的直接效应是税负增加，其间接效应是金融市场的利率上涨。结果就造成了税收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的倒挂以及市场实际利率上涨与企业利润增长的倒挂。在这种情况下，实业投资已无价值，伴随着大量产业资本变现（成为金融与地产资本）而来的便是经济增长的下降。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不当造成的，所以要想让中国的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不当干预，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让市场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其决定性的作用。
针对以上各点分析，应当采取以下做法来缓解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趋势：第一，通过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促使中国经济重返出口导向的道路；第二，放弃不当的产业政策、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准入门槛、降低税收来激励社会资本重返实体经济；第三，货币政策要放弃盯住物价的不当做法，改为盯住流动性，在有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经济环境下，只有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住流动性、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第四，财政政策必须适当紧缩，现在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已经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如果一定要推行扩张财政，那么也要优先实施减税政策、把钱留给企业去花，这不仅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也可以提供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真正做到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在全社会起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本文作者华民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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