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
听
美国朋友臧否时政，发现他们经常使用Narcissism一词，这是一个相当强的贬义词，比中文“自恋”的意思重得多，翻译成“自我沉迷”更为合适。Narcissim原是心理诊疗的专门术语，意指严重缺少对他人的同感能力，行事自负矫饰。它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中的流行词，始于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 1932─1994）1979年出版的《自我沉迷的文化：期望消褪年代的美国生活》（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拉希是罗切斯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这部厚重的文化批评著作颇不寻常地成为各方争相评论的畅销书，并且获得了第二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相关阅读
拉希将自我沉迷的肇因归结为传统家庭教化角色的衰落。他认为，一个人的内心成长离不开正面权威的教化，传统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因其建立在亲子互动的自然情感基础上，是最好的教化途径。但是，在20世纪的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诸如学校、少年法庭等各类外部机构成为实施教化的主体，由此形成了一个由专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产业”，父母只能扮演次要的协助者。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竞争和工作压力，也使父母身心疲惫，缺少时间和精力与孩子互动。这两重原因导致了亲子关系的疏离，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备受无助感的困扰。
自我沉迷正是个体应对无助感的心理保护机制。它营造虚夸的幻象，形成自负的性格，其实是为了下意识地掩饰内心深处对外界的强烈依赖。拉希写道：“自我沉迷者需要通过其他人来确认他的自尊心，他的生活离不开观众们艳羡的目光，表面上他自由地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机构的约束，但这并没有使他卓然自立……对自我沉迷者来说，外部世界是一面镜子。”显然，自我沉迷者离不开这面镜子，自我沉迷愈强，则对镜子的依赖心理愈重，人格愈难以独立。
悖谬的是，自我沉迷者偏偏又是最喜欢把“内心成长”挂在嘴边的人，是永不餍足的心灵鸡汤消费者。这一悖谬源自弥漫于美国社会的“心理诊疗气场”（Therapeutic Climate），各式心灵鸡汤已经蔚然形成庞大的产业链，以至于有论者将美国称为“心理诊疗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Therapy）。
然而，服用心灵鸡汤实为饮鸩止渴，只能让自我沉迷者更加沉迷于自我，爱与友谊都只是用来肯定自我价值的鸡汤佐料而已。因为心理诊疗旨在让人“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消除个体对外部世界强迫性的依恋，把内心平静当成最高目标。心理诊疗使人对他人宽容，但同时也是对他人淡漠。更有甚者，心理诊疗用一套心理学的语言取代了道德语言，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的道德缺陷贴上“心理问题”的标签，用心理诊疗的遁词逃避良知的审查。就连宗教的内心省察也不再是为了净化良知，而是为了安抚焦虑。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弗洛伊德对拉希的深刻影响。而当拉希将视野从个体心理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时，他的锋芒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智识传统的淬炼。他否定了那种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个人自由携手并进，从而为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有利条件的论调，指出资本主义其实是确立并且不断强化了公司相对于个人的强势地位，从而不断加剧了普通人的无助感。而资本主义又针对这种无助感营造了庞大的心灵鸡汤产业链，提供虚幻的慰藉，令自我沉迷愈演愈烈。
但拉希并不是一个左翼政治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即使是“福利国家”这样相对温和的左翼政治，结果也无非是培植了庞大的官僚系统，削弱了传统家庭的教化角色，强化了全社会的依赖心理。而且，左翼政治对“进步”的迷恋，也助长了自负矫饰的文化氛围。对于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翼激进派，拉希更是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徒有社会关怀的外表，其实极度自我沉迷。
《自我沉迷的文化》的基调是颇为灰暗的，当它在1979年初次出版时，这种灰暗的基调迅速引起了巨大共鸣。当时美国社会刚刚遭遇越战失利、水门事件和石油危机等一连串冲击，很多愿意读书思考的美国人迫切需要一份精神诊断书，拉希特立独行的思想立场，较之其他左翼或右翼的知识分子，更容易赢得他们的认可。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也在题为《信心危机》的著名电视演讲中多处援引拉希的观点。而在30多年后的今天，在Amazon网站的读者留言中，这本书依然深受好评。Narcissim也已经成为美国公共话语乃至街谈巷议中的常用词。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美国社会并未走出“自我沉迷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恶化。
事实上，拉希为美国社会开出的这份精神诊断书，对当今中国社会也深具警示意义。
在拉希撰写《自我沉迷的文化》时，美国知识界的激进派人士习惯于把美国社会的精神问题归咎于保守当权派的“专制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在此书前言中，拉希指出，激进派没有看到，“专制主义人格”不再是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的典型形象，而理性算计的“经济人”也已经让位给自我沉迷的“心理人”──这是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终极产物。
在当今中国，启蒙思想主导下的知识界和媒体精英，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激进派人士一样，也是习惯于将“专制主义人格”作为批判焦点。然而，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贫血，或许才是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更严重隐患。这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备受无助感的困扰，在貌似成功之后又极其需要把外部世界当成一面镜子的阶级。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纵然在政治上开明，在商业上精明，但是其高度的自我沉迷，却使其注定成为高度脆弱、纠结乃至犬儒的群体。如果不能对此种自我沉迷有所反省，那么，即使有一天“专制主义人格”及其主导的各种价值标准成为明日黄花，中国社会仍将面临一个空洞的未来。
（本文作者黄湘是资深政经文化编辑，现旅居美国。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