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uters
2012年9月21日，村民聚集在乌坎党委办公室外，抗议有关征地纠纷的解决方案。
一
年多前，在华南地区一个名叫乌坎的小渔村，村民因为村干部强占土地而举行抗议，并在抗议中破坏了当地政府的办公室。数月后，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之一在遭警方羁押期间身亡。此事看似不可思议地将乌坎村民变成了所谓的“叛乱分子”，而后这一事件又以同样看似不可能的方式得以解决：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新一任村干部。政治改革的支持者迅速将乌坎事件宣传为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典范，甚至将其解读为中国可能真正开始向民主转变的标志。但上周五乌坎事件一周年之际，乌坎村民组织的一场小规模抗议活动又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主题是乌坎试验的结果是否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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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乌坎村民在一次抗议集会上高举横幅和标牌。
乌坎村民张建祥（音）告诉《华尔街日报》，土地收复过程过于缓慢。他指出，村民所说的逾3,000英亩被前一任村干部侵占、并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至今只索回了大约四分之一。他说新一届村委会经验不足。
乌坎试验的捍卫者将上周发生的周年抗议活动解释为村民耐心不足的结果，或是像《大西洋月刊》(Atlantic)副主编Brian Fung所说，村民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落差。这种观点认为，经过辛苦的抗争并取得胜利之后，一些村民以不切实际的标准衡量他们选出的新一届村干部。毕竟，新一届村政府上台也仅有六个月的时间。
香港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法律学者傅华伶认为这一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傅华伶说，上周在乌坎表现出来的沮丧情绪凸显出，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自下而上的民主带来的影响有限。今年年初，少数几位学者和活动人士聚集香港，试图评估乌坎事件造成的影响，傅华伶是参会者之一。
傅华伶说，虽然乌坎村内部进行了选举，但问题并非局限在村子内部。此事关乎地方政府如何处理影响全村的种种问题。他说，就乌坎而言，土地问题的真正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县及更高一级政府的官员手中。
他说，仍没有讨回公道的真正机制。人们依靠省政府，依靠他们的善意，所以人们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乌坎抗议事件期间及随后的时间里，乌坎受益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善意。汪洋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官员，也是一位知名的改革家。不过，傅华伶说，在即将举行的领导人换届前夕，随着党内官员之间的争斗加剧，汪洋似乎不再密切关注广东当地的事情，这也解释了乌坎新的村委会为什么难以收回土地。
2012年3月3日，乌坎村民选举新领导人。
尽管没有这样直白，但两位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约贝尔(Christian Gobel)和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Lynette Ong──最近也在一份有关中国社会动荡的报告中称，乌坎的小型改革是个例外，而不是常例，而且它的成功主要靠的是汪洋。
他们写道，乌坎的运动既得益于广泛的媒体报道，也得益于汪洋希望通过解决一个威胁到中共的问题而在中央政府获得加分。他们称，打着改革的旗号，如果赢得了中央高层的支持，则可能是一项政绩，将有助于汪洋在领导人换届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乌坎在没有汪洋的支持下陷入了困境，这种观点在张建祥的讲述中得到了证明。张建祥抱怨省政府的冷漠。这位村民说，在去年的事情之后，他们认为解决乌坎的问题并不是很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讲，新的村委会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不顶用；没有上级政府的协助配合是没用的。
乌坎的象征性价值仍在被宣传着。上周五香港阳光卫视旗下网站iSun TV播出了一部160分钟的乌坎纪录片，此外，新浪(Sina Corp.)微博上为纪念乌坎事件爆发一周年零星出现了虚拟蜡烛。乌坎是否有作为中国政治改革实际样板的价值，这显然还有待观察。
Josh Chin
（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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