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造就薄熙来式野心家和罪犯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三条：一是以天潢贵胄自居的权力持股人，他们视权力攫取为唯一的人生意义，自认为掌权而生，对权力有天然的拜物教情结；二是漫长极左红色政治所培养的大量大小投机家和文革余孽，发起和再造新文革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夺权上位，他们与薄成了互相需要和上下互动的力量；三是现有制度下以亿万计投诉无门、生活无望的普通人群。前两者把触目惊心的文革以及红色历史罪行包装成解民倒悬的桃花源，让后者饮鸩止渴。更直白来说，对于广大民众，一旦对公义绝望，任何渺茫和虚无的希望都会成为缓解燃眉之急的止疼剂。
作为在薄熙来打黑如日中天时期开始写文章抵制薄的人之一，今天薄的下场丝毫没有使我感到安慰，在薄的无数真假拥趸中，除了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韩德强一类极少数政治浪人，对支持薄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长期没有法治和民权的水深火热现实使他们对薄抱不切实际的热望，而普遍的社会绝望从来都是滋生法西斯新文革妖孽的沃土。这是拥薄者长期为文革辩护的理由之一，也契合中国公众根深蒂固的圣明皇权和圣君贤相期待。这种悠久的文化与社会心理空气既是长期缺乏现代法治和社会规则的原因，也是其产物，是今天讨论薄的问题时不能回避的现实，而且，它也不会随薄的垮台而一夜消失。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不要把薄的成败看成一桩茶余饭后的宫廷权斗演义故事，人们应该严肃思考：打黑的那种无法无天的书记专政、唱红的那种颠倒黑白的历史扭曲灌输、表面高调唱尽背后坏事做绝的“岳不群+左冷禅”人格，以及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权臣走狗为所欲为、穷奢极欲的嚣张，这一切在当代都是普遍的，不是薄治下的重庆所独有的。薄垮了，但大中小的薄还多得很。大快人心的欢庆不能代替严肃和痛苦的反思，不然一切都会照旧。
很值得深思的一点是：薄自己文革中做过狗崽子，目击了其父兄家人及叔伯一代如何在极左法西斯专制铁蹄下遭受的非人迫害，可这样一个人一朝权在手，不仅没有对文革及其发动者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变本加厉，模仿文革发动者的理念与手法，这种为了满足无边权力欲，不择手段，不讲基本原则是非的政治风格，俨然已是一种普遍的当代政治风气。这种不讲原则的政治，非人性的政治，不正派的政治，正是薄言行最大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特色。这是公信荡然无存的根源。
去揭露和指斥薄及其同案的罪行是容易的，即使没有官方公布，人们也大略可以想象，同时，做高调的事后诸葛亮也是有喝彩无风险的。难的是需要认识产生薄的制度和社会原因，在一个权力拜物教的社会里，更大的权力不仅是野心的目标、获利的工具，更是权力中人的唯一自保之道。今日需要批判的是这种权力就是一切的社会与制度规则，不是薄导致这些规则，而是这些规则会不断产生薄及其后继者。
薄在重庆大展充满文革色彩的治理，一直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批评者对他最不以为然之处，但今天当其垮台，我们应该追问：在比他更高阶的当局公然宣布“五不搞”和充满新冷战思维的大环境下，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丛生的新老社会问题，大小主事者重返极左和向后看的政治路线不是必然和自然的吗？所以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新极左路线的失败，也是中国当代总体政治停滞乃至失败的一部分，这是不应该在认识上切割的，也是切割不了的。
薄的结局对于权力中人应该有另一层最新鲜的启示：不受限制的权力固然有呼风唤雨的能量，同时有不能拒绝的诱惑，但对于拥有者，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它也是一柄过于锋利的双刃剑，使用权力去进行奴役者终被权力所奴役。于官于民，唯一解脱之道只能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之路。这是中外世界史一再证明的真理，而薄的下场不过是这一真理的最新证明。
对于薄及其家人来说，事情已基本结束，但对于执政党和国家来说，这件事才刚开始：薄应该受到公正和合法的审判，否则等于证明对他的查处只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权力游戏，那么，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必将继续在空虚的权力游戏中空转；薄推行政策的政治理念及路线应该予以广泛的理论讨论，否则，那些对新文革抱着热切期待的阴谋家还会在气候适宜时再次上演祸国殃民的大混乱；产生薄的制度与社会基础应给予彻底的检讨，否则，告别薄只会成为通往另一场没有薄的新悲剧的起点；而对于这个经历过多苦难的国家及其人民，告别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们应该也配得上从此选取更光明和正大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政治和自由权利的道路，也是真宪政、真共和、真法治的道路。
（本文作者赵楚是军事战略学者，独立政治观察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据
最新报道，薄熙来被双开，彻底垮台了，不少朋友难免庆幸之情。但人们应该思考，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一步一步爬到高位，其妻子、客卿和走狗能纵横10多年，这不是偶然的。文革和历史未能彻底清算的政治环境、法治阙如和监督声音被强力打压的专政手法，权威丧失和小政阀割据的大局，是产生薄的丰盛理论和现实土壤。薄是2012年的中国现实，也是现实的中国。造就薄熙来式野心家和罪犯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三条：一是以天潢贵胄自居的权力持股人，他们视权力攫取为唯一的人生意义，自认为掌权而生，对权力有天然的拜物教情结；二是漫长极左红色政治所培养的大量大小投机家和文革余孽，发起和再造新文革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并试图通过这一途径夺权上位，他们与薄成了互相需要和上下互动的力量；三是现有制度下以亿万计投诉无门、生活无望的普通人群。前两者把触目惊心的文革以及红色历史罪行包装成解民倒悬的桃花源，让后者饮鸩止渴。更直白来说，对于广大民众，一旦对公义绝望，任何渺茫和虚无的希望都会成为缓解燃眉之急的止疼剂。
作为在薄熙来打黑如日中天时期开始写文章抵制薄的人之一，今天薄的下场丝毫没有使我感到安慰，在薄的无数真假拥趸中，除了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韩德强一类极少数政治浪人，对支持薄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长期没有法治和民权的水深火热现实使他们对薄抱不切实际的热望，而普遍的社会绝望从来都是滋生法西斯新文革妖孽的沃土。这是拥薄者长期为文革辩护的理由之一，也契合中国公众根深蒂固的圣明皇权和圣君贤相期待。这种悠久的文化与社会心理空气既是长期缺乏现代法治和社会规则的原因，也是其产物，是今天讨论薄的问题时不能回避的现实，而且，它也不会随薄的垮台而一夜消失。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不要把薄的成败看成一桩茶余饭后的宫廷权斗演义故事，人们应该严肃思考：打黑的那种无法无天的书记专政、唱红的那种颠倒黑白的历史扭曲灌输、表面高调唱尽背后坏事做绝的“岳不群+左冷禅”人格，以及视人命如草芥的残忍，权臣走狗为所欲为、穷奢极欲的嚣张，这一切在当代都是普遍的，不是薄治下的重庆所独有的。薄垮了，但大中小的薄还多得很。大快人心的欢庆不能代替严肃和痛苦的反思，不然一切都会照旧。
很值得深思的一点是：薄自己文革中做过狗崽子，目击了其父兄家人及叔伯一代如何在极左法西斯专制铁蹄下遭受的非人迫害，可这样一个人一朝权在手，不仅没有对文革及其发动者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变本加厉，模仿文革发动者的理念与手法，这种为了满足无边权力欲，不择手段，不讲基本原则是非的政治风格，俨然已是一种普遍的当代政治风气。这种不讲原则的政治，非人性的政治，不正派的政治，正是薄言行最大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特色。这是公信荡然无存的根源。
去揭露和指斥薄及其同案的罪行是容易的，即使没有官方公布，人们也大略可以想象，同时，做高调的事后诸葛亮也是有喝彩无风险的。难的是需要认识产生薄的制度和社会原因，在一个权力拜物教的社会里，更大的权力不仅是野心的目标、获利的工具，更是权力中人的唯一自保之道。今日需要批判的是这种权力就是一切的社会与制度规则，不是薄导致这些规则，而是这些规则会不断产生薄及其后继者。
薄在重庆大展充满文革色彩的治理，一直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批评者对他最不以为然之处，但今天当其垮台，我们应该追问：在比他更高阶的当局公然宣布“五不搞”和充满新冷战思维的大环境下，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丛生的新老社会问题，大小主事者重返极左和向后看的政治路线不是必然和自然的吗？所以薄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新极左路线的失败，也是中国当代总体政治停滞乃至失败的一部分，这是不应该在认识上切割的，也是切割不了的。
薄的结局对于权力中人应该有另一层最新鲜的启示：不受限制的权力固然有呼风唤雨的能量，同时有不能拒绝的诱惑，但对于拥有者，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它也是一柄过于锋利的双刃剑，使用权力去进行奴役者终被权力所奴役。于官于民，唯一解脱之道只能是宪政、民主和法治之路。这是中外世界史一再证明的真理，而薄的下场不过是这一真理的最新证明。
对于薄及其家人来说，事情已基本结束，但对于执政党和国家来说，这件事才刚开始：薄应该受到公正和合法的审判，否则等于证明对他的查处只是一种成王败寇的权力游戏，那么，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必将继续在空虚的权力游戏中空转；薄推行政策的政治理念及路线应该予以广泛的理论讨论，否则，那些对新文革抱着热切期待的阴谋家还会在气候适宜时再次上演祸国殃民的大混乱；产生薄的制度与社会基础应给予彻底的检讨，否则，告别薄只会成为通往另一场没有薄的新悲剧的起点；而对于这个经历过多苦难的国家及其人民，告别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他们应该也配得上从此选取更光明和正大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政治和自由权利的道路，也是真宪政、真共和、真法治的道路。
（本文作者赵楚是军事战略学者，独立政治观察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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