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在
钓鱼岛主权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打砸抢事件中，有多个城市的涉案人员被拘留，如深圳、长沙、广州、西安和青岛等地，从警方公布的涉案人员资料中，有一个共性：都是外来人口，年龄基本在20岁左右，且无职业。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现象。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中，在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又带来了多少问题，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乃至妨碍下一步中国经济的转型？城镇穷二代的规模有多大？
所谓穷二代，顾名思义，是指父辈贫穷、子女仍然没有摆脱贫穷，成为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年轻一代。就城市而言，穷二代应该包括城市原住民中的低收入群体的下一代、外来农民工中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第一代农民工的随迁子女等。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占比上升较快，所以穷二代更多产生于外来人口中。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难道第一代农民工至今都很穷吗？虽然未必，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仅有0.7%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可见，第一代外出农民工经过那么多年的辛勤劳动，仍然是居无定所，那么其随迁子女的生活条件也难言小康。
此外，该调查还显示2011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数量为3279万，这意味著有相当大数量的农民工子女生活在城市里，究竟有多少呢？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60.97万人，这并不包括非正规学校中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也不包括学前儿童和初中毕业后的农民工子女，累加起来应该会超过2000万。
截至2011年，外出农民工共有1.59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推算，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大约占外出农民工数量的60%以上，即一亿左右。从其受教育状况看，以初中学历为主，占62%。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5%，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说明青年农民工正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可见，新生代农民工队伍庞大、学历偏低，一旦回到农村，也基本不会干农活。在官方的调查中还发现，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月收入为2049元，在城市的居住条件较差，大部分都在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
上述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城镇生活的外来穷二代人数有1.2亿左右，占整个城镇人口的18%，这一比例已经不低了，如果再加上城镇户籍的穷二代人口，比例会更高，加上年轻人活跃，已是每天城市流动人群中的主流之一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提了很多年，也有明显的进展，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看来还遥遥无期。
首先农民工子女普遍面临读书难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大，且其工作和居住地点很多都在城郊结合部，这些地方中小学数量少，而去公立学校就读，不仅路远，而且各种费用高。于是，各种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但如遇到拆迁、没有获得当地教育管理部门的资质等问题，又不得不关停，导致农民工子女失学。比如，从2011年暑假开始，北京各区的拆迁波及了众多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拆迁风暴中，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1.4万余名学生的去向引发了全国关注。
其次是农民工子女毕业后的前景，毕业即失业现象较为普遍。农民工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至初中毕业之后，在大部分城市都不符合参加中考条件，故上不了高中，工作又不够年龄，有的无所事事，四处闲逛，有的混迹网吧、游戏厅，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目前，虽然各地也相继出台了允许异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有关规定，但这些规定中附加条件过多，实际能够通过异地考试而进入高中或大学阶段的农民工子女人数非常少，导致大部分子女仍只有初中学历。即便同样是初中学历，由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学校不一样，学习环境、教学条件等差异也非常之大，因为不同的地区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行政区的学生人均获得的教育经费都有巨大差距。而民工子女作为弱势群体，所接受的教育条件与富二代相比，肯定是天壤之别，这也决定了他们今后的发展前景。
作为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进城务工之后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他们既不会种田，又不如第一代农民工勤奋，在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他们的竞争能力也被削弱，大部分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低端劳动。此外，劳动时间过长、社会保障服务覆盖面不大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问题的表现，如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3.9%、23.6%、16.7%、8%和5.6%。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有大的突破，改变现有的户籍制度甚为关键，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改革也必须有更大的动作。否则，农民工的子女仍是农民工、穷人的儿子仍是穷人的现实就难以根本改变。
改善社会福利成本低于维稳成本
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额全球第一，都与农民工的贡献密不可分。为此，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亚军，而照片上的几位在深圳打工的女工，实际上都是农民工。
由于第一代农民工从贫困的农村来到可以让自己收入翻几倍的城市，即便住在城市拥挤、破落的简易房里，得不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和尊重，也不会有太大心理落差。而他们的子女却不一样：从小生活在城市，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在教育、医疗以及娱乐、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都会低人一等。他们所感受的社会不公、生活艰辛、前景黯淡，比父辈们要强烈得多，也更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仇视心理。
笔者对不少城市犯罪人员来源的调研发现，各城市犯罪人员中外来人口占比非常高，最低为70%，最高甚至达到90%，而犯罪年龄则较低，普遍都在20多岁。这一调研结果，与前段时间反日游行中发生的打砸抢事件中的犯罪人员的来源与年龄高度吻合。
穷二代犯罪率较高的这一现象其实早就出现了，有不少学者做过细致的研究，并提出建议和对策，但却迟迟没有被采纳实施。其后果是导致国内的维稳成本不断上升。在一些重大活动筹备和举办期间，如奥运和世博会，物价管理部门都不敢出台调价方案，以免引起公众不满，影响盛会举办。而在通胀阶段，也不敢调物价，怕影响社会稳定。关于社会维稳成本究竟有多大，没有确切的数据，这可能还得区分狭义和广义的维稳成本，维持物价稳定而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属于广义的维稳成本。之所以连物价稳定与否也高度紧张，实质上就是中国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在城市中的占比过大。但如果水电煤油等价格长期没有理顺，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和升级是十分不利的，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物价改革的“时间窗口”很短暂。
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似荒唐的结论──穷二代阻碍了物价改革和经济转型。既然如此，对策就应该是提高穷二代的福利水平，增强他们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基础教育、中考、高考和就业等方面给予公平机会，在物价上涨时给予补贴，这些对城市外来低收入务工人员及失去劳动能力人员的福利或公平待遇，其成本是容易计算的；同时，相信为此而付出的成本总额要远低于所谓的维稳成本。
更应该反省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民为工业、城市发展所提供的全球总量最大的劳动资源，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这一群体所获得的回报，却是中国所有群体中最少的。因此，从道义上讲，现在也该是给予福利上补偿的时候了。
当然，增加福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真正能让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还是得靠改革，即通过改革来缩小贫富差距，让社会更公平更透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竞争机会的均等化，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当然，改革同样有成本，但改革的成本加上增加社会福利的成本，仍然会少于纯粹的维稳成本。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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