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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以肯定，直到美国找到办法应对更大层面的问题、而非人民币汇率等枝节问题后，美国才能化解中国经济这个庞然大物所带来的各种麻烦。这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中国半数经济产出的数万家国有企业，以及政府对它们的大额补贴和强力保护。外国竞选对手威胁到了它们近乎垄断的地位，所以受到政府规则的束缚，被迫在它们与国有企业建立的合资公司“分享”技术，并且拿不到利润丰厚的政府业务，相反，这些业务都给了国有龙头企业。
美国国务院经济政策负责人霍马茨(Robert Hormats)说：以前我们未曾遇到过如此规模的问题。霍马茨曾提醒人们留意中国的中央集权经济。
如果美国需要有人再次给它提个醒的话，本周出版的一本新书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让人耳目一新地描述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对全球商业、对中国自身构成的危险。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新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The Challenges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解剖了导致中国新制度产生的复杂政策和政权结构，也描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有限的应对办法。（说明一下：麦健陆是我的朋友，曾在《华尔街日报》与我共事。）
麦健陆写道，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一是让中国富强起来，二是保证党的政治垄断地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在于支配所有经济命脉、对中国当前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庞大国有企业。
书中写道：随着中国的国际触角不断延伸，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正在挑战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组织，以及全世界跨国企业的商业规划和策略。与此同时，威权资本主义的局限在国内日益明显：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国有企业消耗改革果实，经济动力濒临枯竭。
国有企业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1万名苏联顾问帮助中国组织中央计划之时，并很快成为中共惠民与权力的庞大延伸。
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北京希望证明它欢迎竞争，于是国有企业呈衰颓之势；后来的10年，随着中国改弦易辙，用政府资金支持国有企业，并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保护它们免受外商竞争的冲击，国有企业又呈膨胀之势。
与全球商业世界的脱节愈演愈烈。麦健陆在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中国的做法是将资金藏匿在调查人员无法找到的地方，这违反了国际上关于补贴的限制。
中国创建了信用卡支付公司中国银联(China UnionPay)，并将其变成一家垄断企业。此举限制了外国企业的活动，违反了贸易协定。当维萨(Visa)就此提出申诉后，中国还进行了打击报复。
上市的国有企业向审计机构隐瞒信息，声称这些是国家机密。
四大国有银行构成了中国低效率的金融体系，它们将资金引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并由此削弱了竞争对手。
中国的法官都由中共任命，没有强制要求搜集证据的权限，这令外资企业几乎不可能打赢贸易官司。
中国政府已拖延多年，迟迟不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该协定将限制中国歧视外国产品。
事实上，麦健陆说中国在拖延贸易案件（包括一宗涉及汽车零部件的案件）方面堪称大师，它会等到为国有企业构筑起竞争性壁垒之后再解决相关案件。他说，在碰到一系列充满歧视和扭曲的中国产业政策时，WTO规则就失效了。
麦健陆说，这是因为美国市场已经对中国产品敞开大门，美国的谈判人员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随着国有企业的成长壮大，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飙升至10%，腐败猖獗，党员致富。麦健陆援引彭博社(Bloomberg)的数据指出，中国全国人大最富裕的70位代表的财富是美国政府最富裕的660位官员的10倍还多。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本身也在挤出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在中国电信业占据的份额达到96%，在电力行业中占92%，在汽车行业中占74%。麦健陆写道，单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和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两家企业在2009年的利润就超过了中国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
麦健陆说，一项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说，如果中国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没有政府补贴，它们实际上都是亏损的。
麦健陆相信，中国国内求变的压力正在不断积聚，导致这一现象的种种原因包括国有企业创新力度不够、经济增长放缓、民营企业感到愤怒以及领导层换届在即等。即使一些高层领导也说改革势在必行。
麦健陆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如果他们不改革，他们将成为扼杀中国经济奇迹的罪人。他说他对此感到乐观，因为中共没有选择。
这样的话，美国能做的也就只有等待。2001年，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领导一场全球性活动欢迎中国进入贸易开放和公平竞争的新时代，那时，美国恐怕没有预料会出现现在这种结果。
John Bus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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