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七个“关键问题”──“关于执政党、国家和社会”。
朱嘉明
第一，执政党。在中国，执政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执政党。但是，对于其内部的变化，人们往往注意不够。
其一，党员人数膨胀。现在，中共党员达 8,260 余万，因为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吐故纳新”，人数还会继续增长。其规模足以使共产党本身自成一个“社会”，或者说与社会的界限模糊化，其所谓“先进性”自然消失。
其二，党员年龄结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其三，党员的信仰多元化。虽然共产主义是规定的信仰，但是，大部分党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相反，更容易接受的是资本主义和不同宗教。有数量可观的党员皈依某种宗教。
其四，党不再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相当比例党员是有产者，甚至是私人企业主、资本家。主导中共的核心集团和周边集团，基本都是有产阶级，而且是最富有的一群。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者政党已经成为“有产者”主导的党。江泽民曾经试图通过“三个代表”来调和大量有产者成为党员，或者原来的无产者党员变为有产者这一违背党章的矛盾。
其五，党内派别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当多的各级党委会正在股东化和董事会化。那种党内派别斗争源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其六，党产及其所支配的财富膨胀。其七，党的机构、权力扩张，官僚化。特别是党的各级“一把手”，从支部书记到党委书记和党组书记，其权力之大，没有力量可以制衡。其八，党的意志不再可能凝聚社会的人心。其九，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运动结合维持统治的方式基本结束。其十，党的领袖权威和个人崇拜不复存在。个人对领导权的绝对控制不再可能。
所以说，今天的共产早已经不是 1957年储安平批评那个“党天下”的共产党。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比较，与改革初期胡耀邦和赵紫阳任总书记的 1980 年代的共产党比较，此共产党非彼共产党。可以肯定地说，若没有政治变革和党内民主化，其已经走到了不可能继续沿着过去模式运行下去的时刻。别的不说，当党员人数超过一亿的时候，势必难以承受自身的管理成本。
第二，国家。中国仍旧是所谓的“党国体制”。党和国毕竟是不同的政治实体，其内涵是说党可以控制国家，而不是说党可以取代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变，国也在变，国家体系中的“内生性”现代化力量开始形成。
其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速度快于党对国家控制能力的扩展速度。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背离，彼此的利益覆盖率下降，甚至发生错位。在中共十八大期间及其之后，在党内党外都有腐败会“亡党”和“亡国”之论，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党和国的差别，“亡党”并非“亡国”。
其二，地方实力全面扩大，中央集权体制衰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经常化和普遍化；其三，国家的立法机构扩张，专门委员会权力加强，成文的法律体系趋于健全；其四，司法部门实现形式上的独立；其五，国家公务人员的技术官僚化，形成独立利益，在国家体系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倾向于所在的国家系统。其六，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形成垄断国有企业和国家的联盟化趋势。其结果是强化国家所控制的资源基础，推动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分离。
第三，社会。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公民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再是《1984》中描写的，或者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极权主义社会。其一，对民众思想控制基本失效。资讯革命打破了资讯封锁和宣传垄断。其二，阻止信仰自由和各种宗教的传播，基本没有可能。其三，知识分子和民众拥有日益扩大的话语空间。其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路社会迅速形成。其五，各种非赢利和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其六，各种新形式的社区开始趋于稳定，并开始了自组织过程。其七，维权运动已经规模化。维权范围从经济利益到公民政治权利。其八，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分化，其中不少人投入社会改革运动。过去，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始终没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中很大比例已被现行体制所同化，不能构成推动宪政民主的主力。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虽然政府权力还在持续扩大，政治干预无所不在，政府不断加大控制社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设立管制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压缩社会的自组织空间，但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觉醒、自我发育和自我组织不可阻挡。
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党开始“罩不住”国家，国家开始“罩不住”社会。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从传统的“单行线”变为“双行线”：也就是从简单的党控制国家，国家再控制社会，转变为社会可以影响国家和党，社会的深层结构变化，社会各界对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各种形式的反抗，不断刺激现代国家意识的复苏，国家行为已经开始与党的系统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距离。“党国体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解构迹象。上述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中国已经走上国家制度现代化之路和形成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 已经不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实现的时间问题。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朱嘉明
在
1980 年代，中国曾经有过“还权于民”和民主宪政导向的政治改革努力。但是，1989 年之后，这样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滞，继续党国体制，压制民间社会。但是，这绝不是说，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相反，过去20余年，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改变。让我们分别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执政党。在中国，执政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执政党。但是，对于其内部的变化，人们往往注意不够。
其一，党员人数膨胀。现在，中共党员达 8,260 余万，因为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吐故纳新”，人数还会继续增长。其规模足以使共产党本身自成一个“社会”，或者说与社会的界限模糊化，其所谓“先进性”自然消失。
其二，党员年龄结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其三，党员的信仰多元化。虽然共产主义是规定的信仰，但是，大部分党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相反，更容易接受的是资本主义和不同宗教。有数量可观的党员皈依某种宗教。
其四，党不再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相当比例党员是有产者，甚至是私人企业主、资本家。主导中共的核心集团和周边集团，基本都是有产阶级，而且是最富有的一群。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者政党已经成为“有产者”主导的党。江泽民曾经试图通过“三个代表”来调和大量有产者成为党员，或者原来的无产者党员变为有产者这一违背党章的矛盾。
其五，党内派别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当多的各级党委会正在股东化和董事会化。那种党内派别斗争源于意识形态分歧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其六，党产及其所支配的财富膨胀。其七，党的机构、权力扩张，官僚化。特别是党的各级“一把手”，从支部书记到党委书记和党组书记，其权力之大，没有力量可以制衡。其八，党的意志不再可能凝聚社会的人心。其九，党内斗争和党外群众运动结合维持统治的方式基本结束。其十，党的领袖权威和个人崇拜不复存在。个人对领导权的绝对控制不再可能。
所以说，今天的共产早已经不是 1957年储安平批评那个“党天下”的共产党。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比较，与改革初期胡耀邦和赵紫阳任总书记的 1980 年代的共产党比较，此共产党非彼共产党。可以肯定地说，若没有政治变革和党内民主化，其已经走到了不可能继续沿着过去模式运行下去的时刻。别的不说，当党员人数超过一亿的时候，势必难以承受自身的管理成本。
第二，国家。中国仍旧是所谓的“党国体制”。党和国毕竟是不同的政治实体，其内涵是说党可以控制国家，而不是说党可以取代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变，国也在变，国家体系中的“内生性”现代化力量开始形成。
其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速度快于党对国家控制能力的扩展速度。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背离，彼此的利益覆盖率下降，甚至发生错位。在中共十八大期间及其之后，在党内党外都有腐败会“亡党”和“亡国”之论，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党和国的差别，“亡党”并非“亡国”。
其二，地方实力全面扩大，中央集权体制衰弱，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经常化和普遍化；其三，国家的立法机构扩张，专门委员会权力加强，成文的法律体系趋于健全；其四，司法部门实现形式上的独立；其五，国家公务人员的技术官僚化，形成独立利益，在国家体系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倾向于所在的国家系统。其六，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形成垄断国有企业和国家的联盟化趋势。其结果是强化国家所控制的资源基础，推动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分离。
第三，社会。中国还没有形成现代公民社会。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再是《1984》中描写的，或者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极权主义社会。其一，对民众思想控制基本失效。资讯革命打破了资讯封锁和宣传垄断。其二，阻止信仰自由和各种宗教的传播，基本没有可能。其三，知识分子和民众拥有日益扩大的话语空间。其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路社会迅速形成。其五，各种非赢利和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其六，各种新形式的社区开始趋于稳定，并开始了自组织过程。其七，维权运动已经规模化。维权范围从经济利益到公民政治权利。其八，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分化，其中不少人投入社会改革运动。过去，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始终没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中很大比例已被现行体制所同化，不能构成推动宪政民主的主力。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虽然政府权力还在持续扩大，政治干预无所不在，政府不断加大控制社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设立管制社会事务的新部门、新机构，压缩社会的自组织空间，但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觉醒、自我发育和自我组织不可阻挡。
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党开始“罩不住”国家，国家开始“罩不住”社会。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从传统的“单行线”变为“双行线”：也就是从简单的党控制国家，国家再控制社会，转变为社会可以影响国家和党，社会的深层结构变化，社会各界对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压力，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各种形式的反抗，不断刺激现代国家意识的复苏，国家行为已经开始与党的系统保持至少是形式上的距离。“党国体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解构迹象。上述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中国已经走上国家制度现代化之路和形成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 已经不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实现的时间问题。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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