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中
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但讲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人通常会以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老百姓增加储蓄主要是为了养老。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但事实并非如寻常想象的这样简单。中国百姓的实际储蓄水平并没有表面数据反映的那么高，通过储蓄来养老或许根本无法实现。对高储蓄率的三点澄清
如果对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或“储蓄率”计算方法不了解，就很容易对储蓄率的概念发生误解。经济学上的“储蓄”通常是广义的，包括银行存款、手头的现金、买基金等理财产品、买保险等金融投资，还包括买房等固定资产投资，前者可以概括为“金融储蓄”，后者则可统称为“实物储蓄”。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金流量表”推算，2008年居民的金融储蓄约5万亿，实物储蓄约2.18万亿。为了便于统计，通常用“总储蓄=总可支配收入-总消费支出”来计算，仍以2008年为例，居民总储蓄=18.24-11.06=7.18（万亿）。至于储蓄率，则通常有两种表述方法，一种是总储蓄除以总可支配收入，另一种是总储蓄除以GDP。
所谓的中国高储蓄率，一般是指国民储蓄率，它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和除以总可支配收入或GDP，如2008年国民总储蓄与总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51.3%的历史高点，而同样口径的国民储蓄率，1992年时只有36.3%，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和企业储蓄的增加。
因此，需要澄清的第一点，是中国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在1994年之后，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则一直在20%左右徘徊。所以，不能因为国民储蓄率过高就认为是居民储蓄过高造成的。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中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存在低估现象，即分母被估小了，则居民储蓄率被高估。仍以2008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约为13万亿（抽样调查结果），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显示，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8.24万亿，两者竟相差5.24万亿！可见抽样调查的结果远低于修正后的结果。而修正后的结果，仍然存在被低估的嫌疑（见王小鲁的相关研究报告）。
同样，根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推算，201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不足20万亿，这显然又是被低估的数据，因为按2008年18.24万亿的基数，累计三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可能不足10%。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被低估，导致居民储蓄率被高估。
需要澄清的第三点，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中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总额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少部分人。中国银行业从未披露城乡居民存款的结构，比如，存款额在1千万以上、100万至1千万、10万至100万、10万以下的储户数量各为多少，但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来大致推算不同收入阶层的存款占比。
仍以2008年为例，修正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数为43613.75元，则按当时城镇人口规模的6.0667亿推算，城镇10%最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65万亿，又假定修正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被低估的5.24万亿中的80%是属于10%城镇最高收入群体的，则这部分群体（占总人口4.57%）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6.84万亿，即占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的37.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可支配收入总额数据仍可能低估，则实际收入差距更大。换言之，导致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的少数人暴富的结果，大部分人的储蓄规模很小。
大部分中国人积蓄过少难以养老
截至2011年底，中国央行公布的个人存款（包括储蓄存款、保证金存款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35.8万亿。而根据前面对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的分析结论，即占总人口4.57%的群体拥有37.5%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保守判断5%的储户占有银行个人储蓄总额的40%，则剩下的21.5万亿余额如果被13亿人均分，人均储蓄额就少得可怜。因此，如果对举世公认的高储蓄率国家的收入和储蓄结构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收入还是积蓄都难以承受未来为自己养老的负担。而中国目前的养老体系中所谓的三大支柱几乎没有个人支柱的养老保险，而农村的所谓“新农保”规模只有500多亿，仅覆盖1亿多农民，且规模还是杯水车薪。
对此，不妨比较一下美国有关储蓄率和养老金方面的数据。美国的超低个人储蓄率一直受到大家指责，认为是消费过度。但如果对美国个人储蓄率与美国的经济景气度做相关分析，会发现个人储蓄率与经济景气度逆相关。如美国2000年之后随着经济的增长，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在次贷危机之前跌至负值；而次贷危机之后，个人储蓄率又开始上升，这说明个人行为还是理性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个人储蓄率的变化并没有对其未来养老产生多大影响，因为美国的养老金体系非常健全，美国仅个人退休账户(IRA)的规模就达到4.9万亿美元，折合31万亿人民币，但美国的人口不足中国四分之一。因此，从养老的角度看，美国个人储蓄率要远高于中国。
如果再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政府与企业层面为个人提供的养老保障，则差距更大。首先，中国养老金的构成存在严重缺陷，即接近90%的养老金靠政府提供，而商业保险及企业年金等占比很少，全国企业年金总规模约2800多亿，占整个养老金余额的比重也不足10%，商业养老保险余额也仅约1215亿。而美国养老金来源主要是靠企业（雇主设立养老金），其总资产是政府养老金的5倍。目前中国养老金的累积额仅3万多亿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不足7%，而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养老金相加的总资产超过1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0%。因此，中国眼下无论是居民自有储蓄还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养老金，其规模都不足以为未来老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
现有金融体制对居民储蓄的双重损害
如前所述，居民储蓄包括金融储蓄和实物储蓄，金融储蓄主要包括银行存款、股票投资、买基金等理财产品。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迟缓，居民存款的负利率成为常态，存款不能实现保值，更无法实现增值了。更何况过去10多年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进一步被稀释。而投资A股和购买基金产品则被证明是给居民带来更大伤害的一种“金融储蓄”手段了，因为过去10多年A股的指数涨幅几乎为零，而H股的涨幅超过5倍。其原因在于，第一，国内金融管制过多，人为维持低利率，导致上市公司分红率很低甚至没有分红，银行和企业实际上在掠夺储户和散户利益；第二，低利率和金融产品的发行管制，成为股票发行定价过高的主要因素，导致一级市场以机构为主的原始投资人长期暴利和二级市场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长期亏损。
而在“实物储蓄”方面，从过去10年看，大部分实物投资都能获得不菲的收益，如买房的10年收益率在5倍以上，黄金投资也在3.5倍左右，而珠宝、古玩字画等的投资回报率就更高了。其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经济投资拉动模式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货币超发和泛滥导致不少实物资产价格暴涨。但对于居民而言，参与“实物储蓄”的群体同样符合5%的人拥有40%的实物投资品的结构，即绝大部分居民只有少量实物储蓄或没有实物储蓄。同时，由于实物储蓄在整个居民储蓄中的占比不大，因此也难以弥补金融储蓄造成的亏损。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对住房具有刚性消费需求，而他们前期选择了收益率为负的金融储蓄，反过来面对已经高企的房价，就更不具有购买力了。
因此，目前的金融体制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其受到的伤害实质上是双重的，即金融投资亏损与住房消费能力不足。今后如何能够快速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让投资者在金融资产投资方面获得正收益，确实需要抓紧研究对策。其中，利率市场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只有实现了利率市场化，才能让扭曲的资产价格、货币价格得以回归常态，才能制约寻租行为和从根本上减少多重利率导致的腐败，才能让投资者与银行、企业之间合理分享投资回报。
此外，增加养老金规模也是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当务之急。有人说中国发展养老事业时间较短，不像美国有百年历史，故养老金规模偏小不足为虑。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显现，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养老金发放已经是寅吃卯粮，养老金缺口会越来越大。
面对中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结构问题，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措施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可以通过两大途径来增加养老金的来源，一是农村土地流转改革设计时，可以考虑从土地流转收益中法定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出让户的养老金；二是国有股权转让收益中可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弥补全国和地方养老金缺口，比如，央企股权转让收益的一部分归全国社保，地方国企的股权转让收益的一部分归地方社保。
（本文作者李迅雷1996年进入原君安证券从事债券研究，1998-2008年先后担任原君安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总裁助理及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现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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