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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无休无止的纠缠之后，人们在贸易战场上正在听到的声音是，美国的攻势终于推进到中国堡垒的大门前。在全美各地企业负责人的催促下，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这些企业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竞争中正对美国公司造成沉重打击。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孟克文（Christian Murck）说，美国对待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是一种好的变化。中国美国商会代表着美国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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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早就该更加关注北京控制中国市场的努力了，美方这一态度转变终于在大选年成为了现实，尽管它来得很出人意料。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除了说狠话外还能做什么？
谈到说狠话，在日内瓦、香港、北京和许多其他地方的讲坛上，美国国防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们都曾频频向中国发出警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纽约说，美国希望全球商务领域能够实现“竞争中立”，她发出警示说，国有企业进入全球市场“不仅仅为了获利”，也是在代表国家建立并运用其国家力量。
美国国务院的最高经济事务官员霍马茨（Robert Hormats）在华盛顿对一批美国企业说，“中国模式”造成的贸易扭曲对美国公司不利……对美国就业和竞争力构成了直接威胁。他在北京也重复了这种批评。
上个月在瑞士达沃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其“补贴和扭曲”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非常有害”，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在其国情咨文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
美国贸易代表去年12月对国会说，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正日益可追踪溯源到中国的产业政策上，这些政策以可对贸易造成扭曲的政府行为来提振或保护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内产业。
北京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它说中国只是在用其他国家已经在使用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说的并没错，俄罗斯和巴西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国有企业，美国也尝试了这种模式。
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它的国有企业无处不在且规模庞大。国有企业有大额政府补贴以及融资、税收、监管优惠的支持，在中国的“自主创新”行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它们还强化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力，因为中央级国有企业及其成千上万的子公司、相关实体都是由这些领导人控制的。
对国会负责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说，这个庞大帝国约占中国非农GDP的一半。
所以当一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与中国企业竞争时，它常常发现跟自己竞争的不是那家公司，而是政府。而政府有权批准或驳回这家外商的投资，或者是要求这个新来者把技术转移给中国，然后才能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种便利的竞争优势。
打不败他们，就跟他们同流。通用汽车(GM)、大众汽车(Volkswagen)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等公司就是这样做的，它们各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组建了合资公司。中国的大公司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有投资。在政府大额补贴支持下，它们常常利用低价优势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争夺国际合同，有时候它们用的正是其从那些合资企业当中获得的技术。
在新的五年规划中，中国走得更远，列出了政府计划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新兴产业，并准备了数千亿美元的补助资金来支持这一行动。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说，可以说中国加大了赌注，赋予了国有企业更加显要的角色。
那么怎么办呢？
因担心报复，美国企业不会正式谈论它们在中国遭遇的麻烦。但已经有一些高管越来越多地大声提出，美国自己是不是也需要更多地制定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政策。
贸易专家说，制定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等新的贸易协定，将建立起市场准入更宽松、但对国有企业的约束更严格的贸易俱乐部。这给中国发出的信息就是：想进来，你就得改变。但中国知道它的巨大市场将会继续吸引投资，所以它可能会直说：不用了，谢谢。
另一些人提出，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缔结双边投资条约，则有可能鼓励中国更快地消除市场壁垒。但这种鼓励要大到足以让中共政治局自愿放弃它对中国商务活动的干预才行。
美国国务院的霍马茨说，我没有特别灵验的答案；但如果他们坚持这些方针，则有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体系趋于内向和保守，这将对他们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一位行业观察人士说，没有谁希望看到贸易战打响，但大棒的效果可能好于胡萝卜。他说，我们最能控制的是我们的边境和美国市场的准入；如果我们自己不承受一定的痛苦，那就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而在此时，美国正用言语的破城槌猛击中国堡垒的大门。但单靠语言能突破多少东西是很难预料的。
John Bus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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