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新
加坡的惊人成就始终与刚刚去世的李光耀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从1959年上台到1990年离任，做了31年总理，但留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5月才彻底退出权力中心，实际影响力整整持续了51年！套用一句孔子的话，可谓“知李罪李，其惟狮城”。若以成熟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考量，新加坡算不上一个自由的国家，缺乏新闻自由、限制了大量私权自由的国家很难说是个自由之国；新加坡也算不得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反对党一成气候领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被诉讼搞破产的国家也很能说是民主国家；不过，新加坡却是公认的法治国家──虽然这是一个还保留了鞭刑这种伤害肉体之野蛮刑罚以及经常性打击民主权利的法治国家，而其政府的廉洁则更是有口皆碑。
新加坡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法治的部分，权重相当之高──没有法治，就不会有秩序，人们被确认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罗马法谚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李光耀及其继承者治理的新加坡并不向人民轻易承诺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会承认的自由和权利，但一旦法律上拟定，就会严格按照法律保护这些自由和权利，同时，其法治也是严刑峻罚的代名词，其法治的公信力里有着浓重的法家阴影，包括它备受赞誉的官员廉洁很大程度上既是高薪养廉，也是刑罚严酷的结果。
除了法治，新加坡的成就还要归功于正确的经济政策。李光耀从最初胜选执政开始，就清晰地知道新加坡人民需要安居乐业，所以，他的经济政策始终围绕着根据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国际政治环境和风俗人情制定并调整经济政策，并且时刻警惕和消除各种缺乏实效的空想的影响，包括当时在全球甚嚣尘上的共产主义。多年来，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都被公认为是市场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国家，其经济开放度一直处于世界前茅。撒切尔夫人赞扬李光耀，说“他从未出过错”──这个“从未”应该是指重大决策方面，并非毫无道理。
政治是法治和经济的基础，对新加坡的政治，毁誉皆有，但它确实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基础，自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来，近56年来它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新加坡的政权，1968年以来的威权政体不是民主政体，但它的高效、廉洁、法治保证了新加坡各项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公信力，人民可能缺乏一些政治和私权的自由，但他们大体都能安居，也就能乐业。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常常会被人们忽视，这就是除了上述一目了然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奇迹，就是新加坡立国过程中关键时刻的幸运──一种几乎完全无法再现和复制的幸运。
幸运一：人民行动党分享了共产党的民意资源
“二战”后，新加坡重归英国，之前陆续成立的新政党开始谋求新加坡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开始。当时影响最大的政党是成立于193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拥有下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华人的广泛支持，在工会、教育机构、文化团体中根基深厚。1954年底成立的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和吴庆瑞等人社会基础薄弱，故与马来亚共产党联合以分享民意资源，而共产党也试图借人民行动党的行动自由改变原先被英国压制而只能地下活动的弱势状态。
幸运二：林有福政府打击共产党势力
自1947年开始的新加坡自治运动，到1955年劳工阵线党魁马绍尔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长（类似后来的总理），新加坡人对这一自治权很弱的结果并不满意，其后的自治谈判僵局导致了马绍尔辞职和林有福继任。为了自治谈判的胜利，林有福政府严厉打击共产党势力，1956年10月的华文学校骚乱事件中，包括在野的人民行动党左翼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和蒂凡那等都遭逮捕，直到1959年大选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才获释。林有福对左派的这一强硬态度，使新加坡成功地从英方手中赢得了更大的自治权，也为李光耀的右翼人民行动党上台至少暂时扫除了左翼障碍，并且使得林有福自己及其所在的党和政府民意尽失，这一石三鸟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极优的执政基础。
幸运三：英国和马来亚继续主导严厉打击共产党势力
李光耀上台后即开始谋求与马来亚组成联邦，但在是否并入马来亚联邦问题上人民行动党发生了内部分歧。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于1961年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目的是走议会外的街头政治道路。这一分裂事件导致了李光耀右翼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大多数支部的核心人员都改投社会主义阵线，而人民行动党的最基层组织几乎全面瘫痪。”（藤布尔：《新加坡史》，页375）。1962年9月，新加坡并入马来亚联邦动议获得75%的全民公投结果，新加坡可以作为比其他各邦拥有更大自治权的特别邦加入马来亚联邦，这挫败了社会主义阵线试图让新加坡统一到他们计划的共产主义马来亚共和国的计划，但要借助马来西亚联邦清除共产党势力，看来希望渺茫。
机会再次来临。1963年2月，因新加坡的左派势力支持刚刚发生的文莱暴动，李光耀政府的内部安全委员会执行来自马来亚联邦和英国反共的“冷藏行动”，逮捕了包括林清祥和社会主义阵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半数委员在内的115名左翼政治家、工运、学运活跃人士，他们都反对加入马来亚联邦，而且支持以推翻马来亚联邦政权为目标的暴力活动。这一行动虽然并非李光耀政府主动提出，但也是积极配合，这给人民行动党扫清共产障碍成为强势政党提供了绝佳机会。
幸运四：李光耀政府经济社会政策取得了最初的成效，进一步消解共产主义的影响力。
1960年，应李光耀政府的请求，荷兰经济学家魏森梅斯带队的联合国技术扶助小组在访问了新加坡，为新加坡量身定制了一套为期四年的经济振兴计划，该计划明确了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恢复外资的信心，培育共同的马来亚市场，这些主张都得到李光耀政府的认同。此计划于1961年8月开始执行，由一位杰出干才韩瑞生出任新成立的经济发展局局长，迅速建起一个以纺织业等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低投资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同时，李光耀政府实行税收优惠以及暂时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吸引了一批新兴工业投资者，这些都为日后的新加坡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对新加坡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两年后，包括上述经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原定的四年计划提前实现，这大大地增加了李光耀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好感，这成为1963年9月大选中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原因（51个议席中获得了37席，社会主义阵线获得了13席，但从选票数上看，社会主义阵线也获得了35%的选票，而人民行动党也只获得了47%，当时的新加坡选举制度继承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以“得票最多胜出”规则分配议席，所以选区的划分常常会带来选举结果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后来新加坡进入威权体制之后李光耀政府动辄重划选区的原因）。虽然为了大选胜利李光耀政府也搞了不少非法限制社会主义阵线的小动作（比如取缔左倾社团），但不得不说，当时社会本身的状态是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从上述35%和47%的选票数上可以看到，战后新加坡第一次出现了不利于共产党势力的局面，这成为新加坡发展道路上的关键转折点。
幸运五：被迫独立与善用独立
1963年9月，经过李光耀政府之前的努力以及一年前的全民公投结果，新加坡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由于新加坡与联邦之间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分歧，以及尤其是种族利益上的矛盾，期间甚至发生了震惊世人的种族骚乱，死伤数十人，因此，入盟不到两年后的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抛弃，被迫独立。这在当时很让新加坡人悲观，但后来的发展却表明了背水一战的独立使得新加坡在南亚列国中脱颍而出。当然，这一成功依然离不开李光耀政府在经济上的诸多明智之举。
然而，上述幸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加坡的特定情况与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之间互动中的幸运，并不是无语境的纯粹幸运，也就是说，上述这些情境在另一个人另一个政党的手里，未必就是新加坡的幸运，比如独立，也许在别人和别的政党手里，可能只是覆灭的起点，而不是腾飞的起点。
由于小，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权体制的弊病被其耀眼的经济成就所遮蔽。如果按李光耀说的面积620平方公里，将新加坡放大一万五千倍，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那么李光耀政府尤其是1968年正式形成威权体制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威权政策──比如对媒体自由的打压态度、以非民主方式打击反对党、在选举制度中不停地搞各种小动作（比如选票编码制、随意重新划分选区、集选区制等）以确保政权不旁落于他党、对公民的表达游行集会等政治自由的限制、公民社会因为遭压制而十分孱弱、对人民个人生活无微不至地矫正性规范……，则到底会是多大的同比规模？而前后两种规模的政治效果会是什么也因缺乏有效数据，而难以讨论。除此之外，被世人普遍盛赞的新加坡廉政制度，缺乏真正独立的司法前提下，在一个大国是否可行？这一切，世界各国历史上，大国中有无这样的成功先例？撒切尔夫人赞誉李光耀的那句话“他从未出过错”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是否能在新加坡继续？而在一个类似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大国中，这种可能性即威权领导人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从不出错可能吗？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独立之前，新加坡没有一个真正服膺于民主精神并且有广大民众基础的政党。普遍缺乏民主精神的社会中，最后的政治较量通常只能在极左政治团体和极右政治团体之间以及胜利者团体的内讧展开，那些服膺于民主精神的政治团体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在权斗中败北归于沉寂。当时的共产党当然不可能是民主政党，他们不搞暴动就算很有民主精神了，而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左派影响力一直渗透在整个基层社会而成为主导力量，如果不是英国政府出于冷战战略而促使最初的自治政府严厉打击共产党势力，那么在明里暗里的国际共运支持下，共产主义势力统治新加坡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结果。
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在对待共产主义势力方面，从最初的相互利用到后来的不遗余力阻击，也经历了一个其自身观念的变化过程，虽然他们运气很好，屡次都是主要由别人帮其清扫路障。这位出身剑桥的律师，一方面无疑有着权力本身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也确实逐渐意识到共产主义势力将会带来的灾难──这既是一个政治家的直觉，也是一个法律家的理性。大众向来热衷于相信那些真诚而浪漫的政治妄想，自古皆然，所以，一国政治首要所当寄望者，通常应该是精英而不是大众，李光耀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势力在新加坡的蔓延和最后消除，都是经过了精英的不懈努力（包含着合法的斗争，也包含着破坏民主规则的不合法打压）。大众在艰难处境时乐于听信梦话，但当境遇改善时则也会有基于实利的判断能力，因此，随着李光耀政府最初经济计划的提前成功，大众的态度也就逐渐发生改变。
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政治盐硷地上，通过民主规则产生专制者甚至独裁者的案例层出不穷，纳粹通过魏玛宪法的民主程序走向前台从而引发世界性灾难，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民主走向专制的案例。在土耳其，凯末尔的继承人伊诺努以高迈开阔的政治胸怀进行多党制改革，但因此而崛起的民主党在赢得大选后就开始了专制统治，直到十年后由军事政变产生的军政权来收场；在智利，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普选权改革到1970年取消选民资格识字要求达到极致，致使共产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当选总统，他上台后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最后也是以军事政变收场；最近十多年来，普京通过民主制度而逐渐成为威权统治者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普京的俄罗斯早已非民主国家。
这些案例都昭示了政治学者们无法回避的民主悖论问题，即如何防止专制者通过民主程序而推翻民主制。就像欧洲大量国家在二战后将一切公然宣扬纳粹的言论立法为犯罪一样，受过某种东西损害的人往往会极度地警惕它和它的同类，有时甚至因此而走到与其敌对者相似的罪恶中去。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并不是一个民主政党，但它比曾经盛行一时的共产主义更有常识，在竭力戒断新加坡的这一政治毒品过程中，它自身也染上了部分专制毒瘾。不仅在共产主义势力式微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几乎彻底消亡之后的今天，李光耀政治的巨大惯性还在继续，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在其无特权的法治护佑之下，依然会长期存在，而这与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早已毫无瓜葛了。
公平的法治，权力的廉洁和高效，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低下，洁净宜居的城市……这一切都掩盖了新加坡背后可能的危机，它的巨大成功即使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相当罕见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它的巨大成功，因为这一成功的大厦建立在流沙之上──社会力量极弱的强势政府一旦出错怎么办？
李光耀曾在1982年11月15日的政论《搜罗栽培精英分子》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自1959年以来的23年里，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一直领导着人民行动党的那批核心党员，并不是长生不老的人物。我们还可以继续掌舵多几年。不过，能够支持多久却是难以预料的事。”
李光耀的精英治国论不乏可圈点之卓见，他甚至清晰地意识到纯粹精英治国的弊端，然而他的对治方案却是继续生产更多的精英。问题在于，且不说精英和大众之间需要权力平衡，精英和精英之间同样需要权力平衡，任何试图独霸的权力──无论是这一派精英还是那一派精英，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会给城邦带来灾难，这在历史上早有无数案例可供借鉴。正是耀眼的成就光环遮蔽了李光耀更远的眼光，他和他的同袍们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比精英治国更重要的问题，即上述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制衡与协调问题，因为这是基于人性本身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短时期的搁置或许可以，但长期呢？
2011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了87个总席位中的81席，但其总得票率却只有60.14%，是自执政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而只得了6席的反对党得到的得票率却有39.86%。这或许多少说明了一点新加坡社会对待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理念的态度，并没有李光耀及其党的继承人们所期望的那么高。而严刑峻罚型的法治培养出来的表面公民美德，并不是自由的制度下人们的自由选择，同时它对于创造力的扼杀则更是被诟病已久，长此以往，新加坡会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奴役之邦？
不过，李光耀模式对于一些地理和人口规模不大的地方，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渡性政体看待──尤其对于那些长期被诸如共产主义等政治海洛因严重毒害过的土地可能是剂必要的虎狼药。只是，倘若镇痛效果取得之后依然不肯停止注射吗啡，那极有可能会是毒瘾上身历无穷劫的危险后果。至于任何一个大国，正如我前面的那些提问，不知道它有没有借鉴的价值。
（作者萧瀚，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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