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刚
消息甫出，舆论哗然，中行客户经理在新闻采访中表达的一些不太合规的行为和话语，的确也让观众嗅出了一丝“地下钱庄”的意味。当然，市场真正关心的是中行此举是否变相避开了目前资本管制的一些相关规定。
中行此后的解释也一波三折，开始表示似乎是在监管部门的授意下进行，后来又删除了相关的声明。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市场做出了这样的解读──中行肯定是开展了一些对私客户的换汇业务，同时这些业务超出了个人购汇每年5万美元额度的上限，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在境内被换成外币，而是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平台被输入海外市场，成为离岸人民币，此后再进行换汇。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购汇额度的问题被绕开。因为这笔资金并没有在境内购汇，因此也就谈不上额度限制问题，但其中肯定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个人似乎并没有被明文规定可以被纳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这项业务应该已经在广东地区开展，但并没有公开。抛开中行在实际中如何操作，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举措本身的确有值得尝试和推广的合理性。
在监管层面上，由于不涉及外汇业务，外管局对此似乎并没有管辖权力，人民币跨境业务管理的相关归属部门应该在人民银行。从目前两个部门的表态来看，外管局表示不知情，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需要花点时间弄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行此举应该经过了某些授权。而且中行对此有一套相应的产品流程，这也表明中行被允许在某些地区“先行先试”。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鼓励私人资本流出，这对于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汇率政策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尽管目前存在很多资本管制，但很多国人仍通过各种手段将资金输入海外市场，这表明相关需求不仅很大，这些资本的流出也没能被纳入统计与监管。其实这种用灰色渠道转移资金才是一种洗钱行为。
笔者也曾通过多个渠道呼吁，中国应该放宽个人购汇额度的限制，对于民间资金的跨境划转也应该采取更加宽松的手段。这样的一项改革不仅符合居民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资金单边流向中国造成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货币政策有效性、通货膨胀、单向本币升值的预期以及资产泡沫。事实上，中行本次被报道的“优汇通”的相关产品流程中，就规定只要是合法所得就可以汇出，即“按需操作”，这也符合改革的逻辑和方向。
堵不如疏，中行此次事件的曝光，事实上给了公众更多讨论民间资本流出的机会，如果相关各方能够开诚布公，更加透明地对这一长期以来涉及多方利益的议题进行探讨，那么中行事件反而带来了正面的作用。
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很多改革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圈出一块试验田似乎是一个相对能够被接受的选择，但金融体系的很多改革涉及到资金的流转，而资金就像水一样，很容易流向政策洼地，同时相关的监管难度也十分巨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更加合理、有序且透明地安排相关改革，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刘利刚是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中
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涉嫌“洗钱”，成为了近期最抓眼球的财经新闻。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行广东分行可以帮助客户换取超过个人购汇额度5万美元的外汇，当然，这笔资金客户需要从海外提取。消息甫出，舆论哗然，中行客户经理在新闻采访中表达的一些不太合规的行为和话语，的确也让观众嗅出了一丝“地下钱庄”的意味。当然，市场真正关心的是中行此举是否变相避开了目前资本管制的一些相关规定。
中行此后的解释也一波三折，开始表示似乎是在监管部门的授意下进行，后来又删除了相关的声明。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市场做出了这样的解读──中行肯定是开展了一些对私客户的换汇业务，同时这些业务超出了个人购汇每年5万美元额度的上限，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在境内被换成外币，而是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平台被输入海外市场，成为离岸人民币，此后再进行换汇。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购汇额度的问题被绕开。因为这笔资金并没有在境内购汇，因此也就谈不上额度限制问题，但其中肯定存在另一个问题，即个人似乎并没有被明文规定可以被纳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这项业务应该已经在广东地区开展，但并没有公开。抛开中行在实际中如何操作，笔者认为，这样的一个举措本身的确有值得尝试和推广的合理性。
在监管层面上，由于不涉及外汇业务，外管局对此似乎并没有管辖权力，人民币跨境业务管理的相关归属部门应该在人民银行。从目前两个部门的表态来看，外管局表示不知情，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需要花点时间弄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行此举应该经过了某些授权。而且中行对此有一套相应的产品流程，这也表明中行被允许在某些地区“先行先试”。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鼓励私人资本流出，这对于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汇率政策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尽管目前存在很多资本管制，但很多国人仍通过各种手段将资金输入海外市场，这表明相关需求不仅很大，这些资本的流出也没能被纳入统计与监管。其实这种用灰色渠道转移资金才是一种洗钱行为。
笔者也曾通过多个渠道呼吁，中国应该放宽个人购汇额度的限制，对于民间资金的跨境划转也应该采取更加宽松的手段。这样的一项改革不仅符合居民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资金单边流向中国造成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货币政策有效性、通货膨胀、单向本币升值的预期以及资产泡沫。事实上，中行本次被报道的“优汇通”的相关产品流程中，就规定只要是合法所得就可以汇出，即“按需操作”，这也符合改革的逻辑和方向。
堵不如疏，中行此次事件的曝光，事实上给了公众更多讨论民间资本流出的机会，如果相关各方能够开诚布公，更加透明地对这一长期以来涉及多方利益的议题进行探讨，那么中行事件反而带来了正面的作用。
对于监管当局来说，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很多改革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圈出一块试验田似乎是一个相对能够被接受的选择，但金融体系的很多改革涉及到资金的流转，而资金就像水一样，很容易流向政策洼地，同时相关的监管难度也十分巨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更加合理、有序且透明地安排相关改革，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刘利刚是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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