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刚 / 杨宇霆
7月1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向人大常委会提交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其中表示，主流意见认同特首候选人提名权只授予“提名委员会”，不过也未直接否认“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消息称，8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批复香港政改方案。为争取特首人选公民提名的“占领中环”运动否在8月份发动，香港政改会否引发“暴风骤雨”冲击香港的金融和整体经济，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及早评估这一政治风险，并制定应对方案，对保持香港经济发展及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十分重要。
本地政治的争坳与对抗已经影响到香港政府的施政效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年5月以来，立法会“拉布”阻碍财政预算案通过便是一个例子。香港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对宏观经济有着直接影响。以通胀为例，如果这次立法会没能通过减免8月份的公屋租金，香港8月份的通胀可能会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另外，到目前为止，本年度香港财政预算中还有17项拨款仍因立法会“拉布”而未获处理 ( 拉布或者“拉布战术”是西方议会政治的专业术语 ，英文是 Filibuster ，指在议会故意发表冗长演说，以拖延表决)。我们的计算显示，这些被推迟的拨款申请总值达到390亿港元，相当于香港GDP的1.8%。虽然这些拨款在下一个年度应会获得立法会批准，但损失已经造成，这不仅浪费了时间，也增加相关项目运行的成本。此外，若上述发展变为常态，尽管香港有着7,55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相当于GDP的30%，政府仍可能面临“财政悬崖”，出现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执行对香港经济而言十分重要。而本地政治的对抗可能制肘政府落实财政政策，例如通过财政纾困方案、提供公屋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财政政策作用若缺失，还可能引起一些人士挑战香港实施多年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也将威胁到香港自由经济体的地位，全球的企业和投资者可能转而选择其他地区进行商业和投资活动。因此，财政政策的执行若因政治僵局受到拖延，不仅将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将破坏香港长期的经济竞争力。
我们也曾多次指出，在CEPA框架下，香港可以从内地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中获益。若香港的政治对抗升级，中港经济融合的步伐也将放慢。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人民币离岸市场和近期推出的“沪港通”都将使得更多资金流入香港市场，而内地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也将使得更多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给香港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但所有这些措施也都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而其前提是，中港间互相信任，香港仍被认为是内地融资活动的首选之地。
毫无疑问，香港的政治对抗在未来几年中将继续升温。作为市场经济学家，我们对提出解决特首选举相关的政治方案不方便发表意见。但是，如果香港政治不稳定，或者政府牺牲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并对民粹主义妥协，这都将破坏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建议特区政府跳出现有的框架来思考解决方案，以此来确保财政等相关政策能绕过政治争坳，得以及时有效落实。
首先，我们认为香港可以建立一个财政制度，允许相关财政政策执行，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政治干预。由于未来香港社会将更趋政治化，香港也因此需要依靠制度来确保财政储备不受政治团体左右。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作为香港的“未来基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第二，香港也可以通过改革财政政策的预算制定和执行程序，来保证在政治僵局和危机出现的时候，香港的财政政策仍能得以实施。现行基本法规定的财政预算程序可能引致特首下台。在美国，如果国会未能通过年度财政预算，总统可以通过其否决权来促成预算通过，也可以要求国会通过追加拨款法案或者紧急拨款法案。设立“后备方案”对特区政府十分重要，这可以保障在政治僵局和危机出现时，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能照常进行。
第三，长期而言，香港应该考虑设立一些政府机构，并授予它们适度的财政自主权来处理长期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务。例如，新加坡设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并获得种子基金来帮助提升其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也成功为新加坡居民提供了公共房屋，建屋发展局可获得政府的贷款，它拥有相当大的财政和运营自主权，这值得香港房屋委员会借鉴。
（刘利刚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资深经济学家）
7月1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向人大常委会提交2017年特首选举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其中表示，主流意见认同特首候选人提名权只授予“提名委员会”，不过也未直接否认“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消息称，8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批复香港政改方案。为争取特首人选公民提名的“占领中环”运动否在8月份发动，香港政改会否引发“暴风骤雨”冲击香港的金融和整体经济，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及早评估这一政治风险，并制定应对方案，对保持香港经济发展及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十分重要。
本地政治的争坳与对抗已经影响到香港政府的施政效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今年5月以来，立法会“拉布”阻碍财政预算案通过便是一个例子。香港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对宏观经济有着直接影响。以通胀为例，如果这次立法会没能通过减免8月份的公屋租金，香港8月份的通胀可能会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另外，到目前为止，本年度香港财政预算中还有17项拨款仍因立法会“拉布”而未获处理 ( 拉布或者“拉布战术”是西方议会政治的专业术语 ，英文是 Filibuster ，指在议会故意发表冗长演说，以拖延表决)。我们的计算显示，这些被推迟的拨款申请总值达到390亿港元，相当于香港GDP的1.8%。虽然这些拨款在下一个年度应会获得立法会批准，但损失已经造成，这不仅浪费了时间，也增加相关项目运行的成本。此外，若上述发展变为常态，尽管香港有着7,55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相当于GDP的30%，政府仍可能面临“财政悬崖”，出现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执行对香港经济而言十分重要。而本地政治的对抗可能制肘政府落实财政政策，例如通过财政纾困方案、提供公屋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财政政策作用若缺失，还可能引起一些人士挑战香港实施多年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也将威胁到香港自由经济体的地位，全球的企业和投资者可能转而选择其他地区进行商业和投资活动。因此，财政政策的执行若因政治僵局受到拖延，不仅将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将破坏香港长期的经济竞争力。
我们也曾多次指出，在CEPA框架下，香港可以从内地的经济和金融改革中获益。若香港的政治对抗升级，中港经济融合的步伐也将放慢。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人民币离岸市场和近期推出的“沪港通”都将使得更多资金流入香港市场，而内地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也将使得更多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给香港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但所有这些措施也都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而其前提是，中港间互相信任，香港仍被认为是内地融资活动的首选之地。
毫无疑问，香港的政治对抗在未来几年中将继续升温。作为市场经济学家，我们对提出解决特首选举相关的政治方案不方便发表意见。但是，如果香港政治不稳定，或者政府牺牲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并对民粹主义妥协，这都将破坏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建议特区政府跳出现有的框架来思考解决方案，以此来确保财政等相关政策能绕过政治争坳，得以及时有效落实。
首先，我们认为香港可以建立一个财政制度，允许相关财政政策执行，避免其受到不必要的政治干预。由于未来香港社会将更趋政治化，香港也因此需要依靠制度来确保财政储备不受政治团体左右。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作为香港的“未来基金”，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第二，香港也可以通过改革财政政策的预算制定和执行程序，来保证在政治僵局和危机出现的时候，香港的财政政策仍能得以实施。现行基本法规定的财政预算程序可能引致特首下台。在美国，如果国会未能通过年度财政预算，总统可以通过其否决权来促成预算通过，也可以要求国会通过追加拨款法案或者紧急拨款法案。设立“后备方案”对特区政府十分重要，这可以保障在政治僵局和危机出现时，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能照常进行。
第三，长期而言，香港应该考虑设立一些政府机构，并授予它们适度的财政自主权来处理长期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务。例如，新加坡设立了经济发展委员会，并获得种子基金来帮助提升其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也成功为新加坡居民提供了公共房屋，建屋发展局可获得政府的贷款，它拥有相当大的财政和运营自主权，这值得香港房屋委员会借鉴。
（刘利刚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资深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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