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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7月中旬实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标志着国内经济转型计划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或许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最后一次轻松推进改革，因为新领导集体的改革计划可能会在中共内部遭遇强烈反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主张让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且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再行之有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暗示打算将经济增长重心转向内需。
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不过，政府关于进一步改革的提案将面临艰巨的审议过程。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政府的改革提案可能会遭“瘦身”，甚至完全不被提上议程。此次中共会议力争达成一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今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被赋予重大历史意义。在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谋制胜，取代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推动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改革道路。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奠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做出了令数以百万计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艰难决定。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李成的说法，在今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财办）主任、以支持市场化机制闻名的改革家刘鹤将领导负责起草具体经济改革方案的工作小组（简称：工作小组）。
李成称，刘鹤拥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从事财政工作15至20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技术官员。但关键还要看刘鹤的技术才能能否消除改革方案在党内面临的巨大阻力。
预计领导人将结束在中国延续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在人为营造的低利率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大规模的工业和基建投资，期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但享受不到城镇户口的相关福利。
曾担任过政府顾问的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在高层官员的指示下，工作小组目前正力图拿出一套方案，以在秋季提交。
黄益平称，工作小组考虑的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对土地所有权和城镇户口的限制，调整税收体系以便为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资源，同时放松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此外，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管制、放松对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等金融改革议题也是工作小组重点考虑的问题。
不过，许多潜在改革方案将对国有部门不利。国有银行将被迫高息揽储；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为日益扩大的城市人口支付额外的社保费用，而且还不清楚新的税收方案是否足以弥补相关的资金缺口。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姚阳表示，大家对财政改革寄予厚望，但他本人对于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怀疑。他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很难平衡。
在中国政府的改革方案中，最核心的就是李克强的城镇化目标。李克强认为，城镇化可以带动经济增长，并刺激私营领域的消费。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下属、负责起草城镇化方案的规划小组拿出的方案被其他部委和政府部门泼了冷水，这只是城镇化阻力的一个缩影。
上述知情人士称，方案中有争议的内容在走“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时都被拿掉了。在中国，大部分改革方案在获批前都要遵循“民主集中制”相关程序。
目前中国已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那么从住房到教育的所有资源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已然超负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
由于地方政府向中央游说，而且户籍制度改革也牵动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改革计划可能最终被大打折扣。
中国商务部下属智囊机构的负责人霍建国表示，争论仍然存在，例如我们是不是真要改革，以及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根据迄今为止发布的少量城镇化方案的细节，改革将从中小城市开始——而大城市数百万农民工的命运仍然不得而知。
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表示，总体而言决策者还是倾向于推进中小城市的户籍问题，但这种策略是有缺陷的。他说，在小城市上城镇户口现在已经很容易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更多的是在大中城市。
黄育川现供职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考虑到高层领导人将城镇化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因此最终出炉的方案可能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为大胆的动作。
改革方案催生之难反映出在当前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下中国领导人推动改革的困难。毛泽东时代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将权力分散在多位官员和多个机构中间，而派系网络又意味着，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等党内大佬仍然能对关键政治决策施加影响。
发改委经济学家张燕生表示，重大改革方案往往要两到三年才能完成，过程总是很漫长。张燕生没有直接参与城镇化方案起草工作。
改革时机成熟
中国政府考虑推出新政策的领域：
—金融自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提高家庭储蓄回报，以及放松跨境资本流动管制。
—让地方政府来负担大部分社会性支出，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新的征税权，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和举债的依赖。
—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经营自主权，尽管农民的土地从形式上仍为国家所有。
—取消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这对于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至关重要，但汽油和电力价格的上涨将难以被消费者所接受。
—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李克强总理已承诺在任期内将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的0.29升至2009年的0.42。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
—改革户籍制度，让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By Richard Silk, Yajun Zhang and Tom Or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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