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 GRAMM / MIKE SOLON
答案可追溯至1992年9月12日，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那一天，美国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竞选口号中提出，用私人退休基金“投资”政府重点项目，如保障性住房，从而“产生长期、普遍的经济效益”。一个选战中如此激烈的主张竟然被如此轻易地忽视，这种事几乎从未发生过，但却在后来导致了极具破坏性的后果。
克林顿当选后指定劳工部长赖克(Robert Reich)负责从私人养老金投资中获得“社会性、辅助性和经济性效益”的行动，这是赖克1994年在国会作证时说的。赖克号召养老基金加入政府的“经济目的投资计划”。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西斯内罗斯(Henry Cisneros)向参与者保证说，在保障性住房上的养老金投资与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一样安全。
六只养老基金最终同意投资以1亿美元联邦补助和担保支持的公共住房，但该项目从未真正开始。最终，就连工会及其养老基金也拒绝了将其退休储蓄用于其他人福利的举措。
克林顿政府未能利用养老金为低收入者的住房提供资金，但成功地让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商业银行系统参与保障性住房行动。做到这一点是通过1977年的住房法案《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中的一个小条款，其中简单地要求银行满足地方信贷需求。
银行监管机构开始向银行施压，要求它们发放次级贷款。随着每家银行被分配一个社区再投资贷款级别，指导方针成了强制要求。如果不能达到级别，银行甚至无法开设自动提款机或分支机构，更不用说收购其他银行了，而通过级别也不再是满足地方信贷需求那么简单。正如时任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08年在国会作证时所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初期阶段……实质上是始于《社区再投资法》。
1992年的住房法案自1993年1月起生效，该法案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的抵押贷款中，保障性住房贷款占30%。这一配额在1996年上调至40%，1997年达到42%，2000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下令将这一配额上调至50%。布什政府继续上调保障性住房目标。房地美和房利美每年都尽职尽责地达到了这些目标，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当这两家由政府支持的机构崩溃之时，上述配额已达到56%。金融危机之后公开的一份房利美内部文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住房目标”，2003年3月）清楚地显示出，到2002年，房利美的负责人就深知这些配额正在催生不负责的政策，文件中说，这个挑战题影响了房利美的业务面，达到配额目标的紧张意味着我们进行交易时所冒的风险和接受的价格是我们本来不会接受的。
抵押贷款市场显示出这种政策变化的戏剧性后果。非营利组织全国社区再投资联合会(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的数据显示，2007年社区再投资贷款总额上升至4.5万亿美元，而1991年仅为80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平托(Ed Pinto)发现，199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收购的住宅抵押贷款中，80%为可靠的优质贷款，首付状况良好，借款者也充分证明了自己偿还抵押贷款的能力。到1999年，“两房”收购的贷款中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45%。到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5%。2008年，美国所有未偿抵押贷款大约有一半是高风险贷款。1990年只有极少部分次级贷款被证券化，而到了到2007年，几乎所有这类贷款都已经证券化了。
在融通性货币政策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持续推动房价走高的情况下，一切似乎都运行良好。2006年，自有住房比例从1993年的64%上升至69%，但当货币政策收紧时，住房泡沫破裂，抵押贷款违约率随即飙升。
令人震惊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解释2,800万笔高风险贷款（这一数字由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沃利森(Peter Wallison)统计得出）是如何绕过在联邦和各州银行业法规中占主导地位的“安全稳健”规定而得以发放的。执法部门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的调查以及实施校正行动的权力、以及对违法者实施罚款及监禁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
通过推动次级贷款破坏了贷款标准的人指责银行、贪婪及放宽监管导致了金融危机。但对1980年以来实施的银行法律的审查显示，没有一项“安全稳健”方面的措施被撤销。
无论各种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金融监管机构最终屈从于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目标，而它们的职责原本是实施安全稳健方面的监管。相互矛盾的法律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监管以及相互冲突的监管者。安全稳健方面的考虑要求监管者踩刹车。保障性住房目标要求他们踩油门。政府政策试图让私人财富同时为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的目标服务。但财富无法事二主，最终政府成了占主导地位的主人。
（编者按：本文作者Phil Gramm曾任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共和党），现为US Policy Metrics高级合伙人、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Mike Solon曾任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经济政策顾问，现为US Policy Metrics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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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很多银行向很多人发放了很多贷款，而这些人要么没能力还款，要么不愿还款。但这个解释带出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其本职工作就是评估信贷风险的私营借贷机构为什么会发放那些贷款？其次，拥有大规模强制权力的众多金融监管机构为何会允许银行发放了2,800万笔高风险贷款？答案可追溯至1992年9月12日，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那一天，美国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竞选口号中提出，用私人退休基金“投资”政府重点项目，如保障性住房，从而“产生长期、普遍的经济效益”。一个选战中如此激烈的主张竟然被如此轻易地忽视，这种事几乎从未发生过，但却在后来导致了极具破坏性的后果。
克林顿当选后指定劳工部长赖克(Robert Reich)负责从私人养老金投资中获得“社会性、辅助性和经济性效益”的行动，这是赖克1994年在国会作证时说的。赖克号召养老基金加入政府的“经济目的投资计划”。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西斯内罗斯(Henry Cisneros)向参与者保证说，在保障性住房上的养老金投资与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一样安全。
六只养老基金最终同意投资以1亿美元联邦补助和担保支持的公共住房，但该项目从未真正开始。最终，就连工会及其养老基金也拒绝了将其退休储蓄用于其他人福利的举措。
克林顿政府未能利用养老金为低收入者的住房提供资金，但成功地让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商业银行系统参与保障性住房行动。做到这一点是通过1977年的住房法案《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中的一个小条款，其中简单地要求银行满足地方信贷需求。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9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
1992年的住房法案自1993年1月起生效，该法案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的抵押贷款中，保障性住房贷款占30%。这一配额在1996年上调至40%，1997年达到42%，2000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下令将这一配额上调至50%。布什政府继续上调保障性住房目标。房地美和房利美每年都尽职尽责地达到了这些目标，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当这两家由政府支持的机构崩溃之时，上述配额已达到56%。金融危机之后公开的一份房利美内部文件（“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住房目标”，2003年3月）清楚地显示出，到2002年，房利美的负责人就深知这些配额正在催生不负责的政策，文件中说，这个挑战题影响了房利美的业务面，达到配额目标的紧张意味着我们进行交易时所冒的风险和接受的价格是我们本来不会接受的。
抵押贷款市场显示出这种政策变化的戏剧性后果。非营利组织全国社区再投资联合会(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的数据显示，2007年社区再投资贷款总额上升至4.5万亿美元，而1991年仅为80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平托(Ed Pinto)发现，199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收购的住宅抵押贷款中，80%为可靠的优质贷款，首付状况良好，借款者也充分证明了自己偿还抵押贷款的能力。到1999年，“两房”收购的贷款中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45%。到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5%。2008年，美国所有未偿抵押贷款大约有一半是高风险贷款。1990年只有极少部分次级贷款被证券化，而到了到2007年，几乎所有这类贷款都已经证券化了。
在融通性货币政策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持续推动房价走高的情况下，一切似乎都运行良好。2006年，自有住房比例从1993年的64%上升至69%，但当货币政策收紧时，住房泡沫破裂，抵押贷款违约率随即飙升。
令人震惊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解释2,800万笔高风险贷款（这一数字由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沃利森(Peter Wallison)统计得出）是如何绕过在联邦和各州银行业法规中占主导地位的“安全稳健”规定而得以发放的。执法部门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的调查以及实施校正行动的权力、以及对违法者实施罚款及监禁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
通过推动次级贷款破坏了贷款标准的人指责银行、贪婪及放宽监管导致了金融危机。但对1980年以来实施的银行法律的审查显示，没有一项“安全稳健”方面的措施被撤销。
无论各种机构内部发生了什么，金融监管机构最终屈从于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目标，而它们的职责原本是实施安全稳健方面的监管。相互矛盾的法律导致了相互矛盾的监管以及相互冲突的监管者。安全稳健方面的考虑要求监管者踩刹车。保障性住房目标要求他们踩油门。政府政策试图让私人财富同时为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的目标服务。但财富无法事二主，最终政府成了占主导地位的主人。
（编者按：本文作者Phil Gramm曾任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主席（共和党），现为US Policy Metrics高级合伙人、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Mike Solon曾任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经济政策顾问，现为US Policy Metrics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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