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
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未来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缩减、总抚养比将开始上升。相比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中国的老龄化起步于一个相对较早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使人担忧中国“未富先老”。然而，老龄化并不会阻碍中国变得更富有。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第一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但中国仍可收获潜在的“第二人口红利”。
过去四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和“第一人口红利”
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动荡之后，中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快速增长。虽然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带来的冲击，但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生活条件，并且政府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因此，中国的人口死亡率由1950年代的2.5%大幅下降至1960年代末的0.6%。与此同时，出生率保持在3%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段时间中处于较高水平，达2%左右（见图1），从而使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亿4千万增加到1970年的8亿3千万。
然而，到了1970年代，人口和就业压力变得越来越突出。政府于是在1973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和少生，并在1979年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了一轮婴儿潮，但人口出生率总体上延续了逐步放缓的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
中国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出生率骤降，儿童抚养比──即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过去的35年间不断下降，由1975年的40%降至2010年的20%。而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增速、总抚养比出现显著下降，由1973年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见图2）。这意味着每单位工作年龄人口所承担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抚养负担在过去30年间大幅下降。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我们估计过去30年间，“第一人口红利”，即“支撑比”的改善，为年均9%的人均实际GDP增长贡献了0.8个百分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为一个经济体中由人口结构变化所造成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差异表现。他们引入生命周期消费和生命周期财产的概念，将人口红利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的是“支撑比（support ratio）”上升──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第二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我们在图3和图4中估算了中国的“支撑比”及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估算是基于Mason 的国民转移支付表项目估算的2002年中国城镇人口不同年龄消费和生产相对强度的数据，以及联合国人口署的人口预测数据。
未来的变化趋势：“第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潜在的“第二人口红利”开始显现
中国过去享受到的“第一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增长率将不断放缓。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3.9亿左右，随后开始下降（见图5）。未来几十年间中国人口将迅速老龄化：最新一期联合国人口署预测预计未来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不断加速增长，年均增速由1991-2000年间的2.7%、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与此同时，少年儿童人口出生率将持续降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将不断减少。另一方面，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由于不断壮大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度抵消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因此中国总抚养比在未来几年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见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者人口增速将比消费者人口增速更快地下滑，在2015年左右其增速将低于消费者人口增速，从而导致“支撑比”在同期见顶回落（见图7），这意味着中国享受了30多年的“第一人口红利”将会终结。如图8所示，“支撑比”的变化会在未来几年开始拖累人均GDP增长。
然而，“第二人口红利”会开始显现。随着人口老龄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劳动者面临未来漫长的退休生活。由于可以支持他们的年轻劳动者人数越来越少，为了避免生活水准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尤其是当他们对于未来是否会得到家庭或政府的照顾缺乏信心时。这些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可以收获“第二人口红利”的阶段。
中国是否未富先老？──人口抚养负担的国际比较
过去40年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的抚养比较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快、更剧烈，但这也导致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要早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非洲（见图9-10）。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会在变富之前变老。即，中国开始老龄化进程时所处的收入水平将会低于美国、欧洲、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亚洲四小龙。例如，中国未来20年的老龄化进程将很像80年前的美国和30年前的日本（见图11-12）。然而，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以及韩国）达到中国2020年的老年人口抚养比（17%左右）时，他们均处于比中国高的收入水平（见图13，人均实际GDP，2000年美元）。当这些经济体达到或接近于中国2020年总抚养比（40.3%）时、或中国2030年总抚养比（45.1%）时，他们也均拥有比中国高得多的收入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当然，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202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达到类似抚养比水平时相比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图15-16显示了用Angus Madison编制的1990年国际美元标价的收入比较。
更重要的是，未富先老并不会阻止中国变得更富有。尽管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始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并且过程可能会比发达经济体更快，但这期间中国的实际收入增速也会比发达经济体快得多。这是由于中国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仍然有空间通过资本积累、学习发达经济体先进技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更高的部门转移来提升生产率。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而缩小。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瑞银集团报告《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未来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缩减、总抚养比将开始上升。相比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中国的老龄化起步于一个相对较早的经济发展阶段，也就使人担忧中国“未富先老”。然而，老龄化并不会阻碍中国变得更富有。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第一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但中国仍可收获潜在的“第二人口红利”。
过去四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和“第一人口红利”
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和动荡之后，中国人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快速增长。虽然有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带来的冲击，但相对稳定的环境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生活条件，并且政府采取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因此，中国的人口死亡率由1950年代的2.5%大幅下降至1960年代末的0.6%。与此同时，出生率保持在3%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在这段时间中处于较高水平，达2%左右（见图1），从而使中国的总人口从1949年的5亿4千万增加到1970年的8亿3千万。
然而，到了1970年代，人口和就业压力变得越来越突出。政府于是在1973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和少生，并在1979年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由1970年的3.3%骤降至1980年的1.8%。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1990年前后曾出现了一轮婴儿潮，但人口出生率总体上延续了逐步放缓的趋势，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
中国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人口出生率骤降，儿童抚养比──即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过去的35年间不断下降，由1975年的40%降至2010年的20%。而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保持稳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增速、总抚养比出现显著下降，由1973年78%一路下降至2010年的38%（见图2）。这意味着每单位工作年龄人口所承担的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抚养负担在过去30年间大幅下降。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
我们估计过去30年间，“第一人口红利”，即“支撑比”的改善，为年均9%的人均实际GDP增长贡献了0.8个百分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进一步扩展为一个经济体中由人口结构变化所造成的生产和消费间的差异表现。他们引入生命周期消费和生命周期财产的概念，将人口红利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指的是“支撑比（support ratio）”上升──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第二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我们在图3和图4中估算了中国的“支撑比”及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估算是基于Mason 的国民转移支付表项目估算的2002年中国城镇人口不同年龄消费和生产相对强度的数据，以及联合国人口署的人口预测数据。
未来的变化趋势：“第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潜在的“第二人口红利”开始显现
中国过去享受到的“第一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增长率将不断放缓。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3.9亿左右，随后开始下降（见图5）。未来几十年间中国人口将迅速老龄化：最新一期联合国人口署预测预计未来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不断加速增长，年均增速由1991-2000年间的2.7%、2001-2010年间的2.1%倍增至2011-2020年间的4.2%。与此同时，少年儿童人口出生率将持续降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将不断减少。另一方面，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由于不断壮大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度抵消少年儿童人口的减少，因此中国总抚养比在未来几年到达谷底的37%之后将持续上行至本世纪中叶（见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者人口增速将比消费者人口增速更快地下滑，在2015年左右其增速将低于消费者人口增速，从而导致“支撑比”在同期见顶回落（见图7），这意味着中国享受了30多年的“第一人口红利”将会终结。如图8所示，“支撑比”的变化会在未来几年开始拖累人均GDP增长。
然而，“第二人口红利”会开始显现。随着人口老龄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劳动者面临未来漫长的退休生活。由于可以支持他们的年轻劳动者人数越来越少，为了避免生活水准大幅下降，这些人有更强的动力进行储蓄、积累资产，尤其是当他们对于未来是否会得到家庭或政府的照顾缺乏信心时。这些储蓄可以用来投资于提高单位劳动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可以收获“第二人口红利”的阶段。
中国是否未富先老？──人口抚养负担的国际比较
过去40年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的抚养比较其他国家下降得更快、更剧烈，但这也导致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来得更早、更快。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要早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和非洲（见图9-10）。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会在变富之前变老。即，中国开始老龄化进程时所处的收入水平将会低于美国、欧洲、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亚洲四小龙。例如，中国未来20年的老龄化进程将很像80年前的美国和30年前的日本（见图11-12）。然而，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以及韩国）达到中国2020年的老年人口抚养比（17%左右）时，他们均处于比中国高的收入水平（见图13，人均实际GDP，2000年美元）。当这些经济体达到或接近于中国2020年总抚养比（40.3%）时、或中国2030年总抚养比（45.1%）时，他们也均拥有比中国高得多的收入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当然，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202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达到类似抚养比水平时相比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图15-16显示了用Angus Madison编制的1990年国际美元标价的收入比较。
更重要的是，未富先老并不会阻止中国变得更富有。尽管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始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并且过程可能会比发达经济体更快，但这期间中国的实际收入增速也会比发达经济体快得多。这是由于中国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仍然有空间通过资本积累、学习发达经济体先进技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更高的部门转移来提升生产率。这意味着中国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收入差距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而缩小。
（本文作者汪涛是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瑞银集团报告《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挑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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