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holas Economides / Yannis Ioannides / Emmanuel Petrakis / Christopher Pissarides / Thanasis Stengos
乍看起来，答案显而易见：留在欧元区是上策。根据民调显示，这也是80%左右的希腊人的共同偏好。希腊实施财政紧缩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发性的紧缩，还有一部分是遵照与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债务协议而采取的行动。希腊经济衰退已经五年，但同时也把基础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10.4%大幅降至2010年的5%。实现基础盈余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固然，希腊早在1999年第一季度就丧失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其实除了德国和奥地利，所有欧元区国家都莫不如此），但同时，希腊大幅削减了薪资，在提升竞争力方面已走在欧元区国家前列。过去两年来，希腊减记了近三分之一的债务，目前余下的债务享有非常低的利率。希腊未来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能否建立更有效的征税体系，以及能否提高生产力。
相比之下，退出欧元区并重新启用德拉克马将流弊无穷。如果在周日大选后出现希腊必将退出欧元区的局面，那么紧跟着就会爆发全面的银行挤兑。除非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采取非常举措（这可能有悖于欧洲央行宪章），希腊银行体系将无法避免分崩离析。重见天日的德拉克马兑欧元的汇率可能是1欧元兑2或3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不出几天，希腊的进口成本就会上升一倍或两倍。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将崩溃，而把存款转移到海外的人将得以低价收购这些资产，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
除了供应方面的通货膨胀，用德拉克马填补财政赤字也将给希腊带来通胀压力。最终，希腊企业将陷入这样的窘境：除非预先支付稀缺的欧元，否则无法进口商品。生活必需品将出现短缺，贸易将止步不前。希腊将发生比目前这场危机还要严重好几倍的灾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
不过，尽管退出欧元区弊病丛生，却有三股力量阻碍希腊留在欧元区。首先，希腊选民对未来并无清晰认识：虽然对当前的伤痛刻骨铭心，但他们不知道、或是不理解退出欧元区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民粹主义政客们对这些可怕后果向来是轻描淡写的。
其次，一些希腊党派声称“希腊退欧”对欧盟的影响比对希腊的影响更大。他们主张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玩一场“懦夫博弈”，并威胁要撕毁上届政府与希腊债权人达成的救助协议。如果这些党派在周日的大选中得势，并让威胁变成现实，很难说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希腊退出欧元区。
在希腊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协议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被置于次要地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财政整顿。这就使得希腊在执行与欧洲的债务协议时采取了包括财政紧缩、裁员、降低薪资和削减养老金之类的举措。
假设在周日的选举中理智占据了上风，一个新的希腊政府（很可能是联合政府）将在月底之前重申对欧元和希腊现有债务协议的承诺。希腊将请求欧盟放宽财政紧缩限制，并致力于大规模投建基础设施。届时，如释重负的欧盟应该会答应希腊的这两项要求，因为它明白：光靠财政紧缩是无法让希腊恢复稳定的。
欧盟还必须帮助希腊完成迫在眉睫的结构性改革，从而显著改善希腊企业的经营环境，同时还要打击逃税，清除采购领域的腐败，并放开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另外，欧盟还必须确保反垄断部门对希腊的监督，提高司法和卫生系统的效率，并敦促希腊开放其交通运输、医药、工程等此前被人为封闭的市场。
上述改革对于希腊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以出口和质量为导向的产业是绝对必要的。希腊还需要立即恢复政治稳定，如此方能吸引投资。有了这些改革和近在咫尺的基础盈余，希腊经济就能够复苏。
上述改革还将改善希腊的生活水平并让欧元区其他国家受益。但只要希腊不放弃退出欧元区的威胁，让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风险继续存在，欧元区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考虑通过欧洲央行的直接干预来避免危机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债券市场中蔓延。与雷曼兄弟(Lehman)倒闭事件一样，希腊退出欧元区会给许多市场带来重大冲击，尽管这一威胁现在还不明显。推迟解决问题，或是干脆否认问题的存在，只会加重危机的成本。
（编者按：Nicholas Economides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Yannis Ioannides是塔夫茨大学经济学教授；Emmanuel Petrakis是克里特大学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hanasis Stengos是圭尔夫大学经济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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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严重下滑、内心旁徨不安的希腊人将在周日的大选中投出手中的一票。两年来，希腊和欧元区的危机在规模上屡屡让金融市场大跌眼镜。现在，希腊选民又面临这个可能决定未来几代希腊人命运的两难抉择：是继续留在欧元区、还是在财政上自我了断（回归德拉克马时代）。这个抉择将对欧元区的构成乃至欧元区成员国所遵从的共同规则产生深远影响。乍看起来，答案显而易见：留在欧元区是上策。根据民调显示，这也是80%左右的希腊人的共同偏好。希腊实施财政紧缩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是自发性的紧缩，还有一部分是遵照与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债务协议而采取的行动。希腊经济衰退已经五年，但同时也把基础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2009年的10.4%大幅降至2010年的5%。实现基础盈余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固然，希腊早在1999年第一季度就丧失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其实除了德国和奥地利，所有欧元区国家都莫不如此），但同时，希腊大幅削减了薪资，在提升竞争力方面已走在欧元区国家前列。过去两年来，希腊减记了近三分之一的债务，目前余下的债务享有非常低的利率。希腊未来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大幅削减公共开支、能否建立更有效的征税体系，以及能否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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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供应方面的通货膨胀，用德拉克马填补财政赤字也将给希腊带来通胀压力。最终，希腊企业将陷入这样的窘境：除非预先支付稀缺的欧元，否则无法进口商品。生活必需品将出现短缺，贸易将止步不前。希腊将发生比目前这场危机还要严重好几倍的灾难，进一步激化社会动荡。
不过，尽管退出欧元区弊病丛生，却有三股力量阻碍希腊留在欧元区。首先，希腊选民对未来并无清晰认识：虽然对当前的伤痛刻骨铭心，但他们不知道、或是不理解退出欧元区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民粹主义政客们对这些可怕后果向来是轻描淡写的。
其次，一些希腊党派声称“希腊退欧”对欧盟的影响比对希腊的影响更大。他们主张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玩一场“懦夫博弈”，并威胁要撕毁上届政府与希腊债权人达成的救助协议。如果这些党派在周日的大选中得势，并让威胁变成现实，很难说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希腊退出欧元区。
在希腊与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协议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被置于次要地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财政整顿。这就使得希腊在执行与欧洲的债务协议时采取了包括财政紧缩、裁员、降低薪资和削减养老金之类的举措。
假设在周日的选举中理智占据了上风，一个新的希腊政府（很可能是联合政府）将在月底之前重申对欧元和希腊现有债务协议的承诺。希腊将请求欧盟放宽财政紧缩限制，并致力于大规模投建基础设施。届时，如释重负的欧盟应该会答应希腊的这两项要求，因为它明白：光靠财政紧缩是无法让希腊恢复稳定的。
欧盟还必须帮助希腊完成迫在眉睫的结构性改革，从而显著改善希腊企业的经营环境，同时还要打击逃税，清除采购领域的腐败，并放开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另外，欧盟还必须确保反垄断部门对希腊的监督，提高司法和卫生系统的效率，并敦促希腊开放其交通运输、医药、工程等此前被人为封闭的市场。
上述改革对于希腊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以出口和质量为导向的产业是绝对必要的。希腊还需要立即恢复政治稳定，如此方能吸引投资。有了这些改革和近在咫尺的基础盈余，希腊经济就能够复苏。
上述改革还将改善希腊的生活水平并让欧元区其他国家受益。但只要希腊不放弃退出欧元区的威胁，让产生灾难性后果的风险继续存在，欧元区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考虑通过欧洲央行的直接干预来避免危机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债券市场中蔓延。与雷曼兄弟(Lehman)倒闭事件一样，希腊退出欧元区会给许多市场带来重大冲击，尽管这一威胁现在还不明显。推迟解决问题，或是干脆否认问题的存在，只会加重危机的成本。
（编者按：Nicholas Economides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Yannis Ioannides是塔夫茨大学经济学教授；Emmanuel Petrakis是克里特大学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hanasis Stengos是圭尔夫大学经济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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