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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时任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访问华盛顿。
邓聿文
在
中共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上届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一案日前被移送审查起诉，这表明，这只军中大老虎不久就会受到军法审判。徐才厚是今年6月底被中共宣布因涉嫌违纪而开除党籍的最高军阶人员。经过军事检察院3个多月调查，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两个“数额特别巨大”，暗示徐受到的惩罚将有可能超过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徐的落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军队腐败的严重性，使得中国军队的腐败状况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
中国的腐败正进入一个存量释放期，从已经查处的诸多腐败案件来看，无论级别高低，贪腐的金额动辄成千万上亿。理论而言，在整个社会已经高度腐化的情况下，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军队，尽管有其特殊性，在腐败上也是不能免疫的。但由于以往涉及部队的腐败案件公布的少，外界并不清楚军队腐败之水到底有多深，只能靠猜测。而这次徐案及之前的谷案，让人们得以一窥部队的腐败状况。
根据传言，徐案是由谷案牵连出的。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谷俊山，2012年初被查出有经济问题。谷贪腐的各种财物、金钱和有价证券，据悉折合成人民币达几十亿元。谷案是解放军近年被查处的涉案金额最多的案件。解放军近年的腐败大案还有，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贪污1.6亿元，其中1200多万元用于包养5名情妇；海南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叶永松，在兼任该军区鸿达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总经理期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总金额达4700多万元等。
这只是军队腐败的冰山一角。据《环球人物》杂志援引《当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一书，，从1982年初到1983年底，全军共查出大案174 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到1998年改革开放20年时，全军共查处了几百名正师职以上干部的腐败案件，其中主官占到2/3强，临近退役的领导干部占2/5，主管人财物的部门领导占1/3强。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权力的“一把手”成为军队腐败的高发群体。另据统计，1978年至1999年，海军方面共查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性腐败案件375起，涉案人员达468人。上述数据还只是截止到本世纪初。
中国军队的腐败肯定不仅仅表现为少数军官的贪腐行为，事实上，只要细细体察，部队的腐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贯穿于军队的整个环节。有网上着文总结部队腐败趋势恶化的三个判断标准，一是用人标准的显著变化，军队提拔干部送礼送钱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和严重；二是高层领导插手工程建设；三是首长的秘书鸡犬升天。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环节和领域，都存在腐败，如军校腐败、征兵腐败、军营腐败、工程腐败、升官腐败等。
对此，连向来为解放军和中共辩护的军方鹰派也不避讳。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大校在其十八大前出版的新书《解放军为什么能赢》指出，解放军最大危险和头号对手是腐败，“能够战胜中国军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腐败。”并在书中专门以一章讲及解放军腐败问题。刘甚至认为，比起文职官员的腐败来，军队腐败造成的危害才是最严重的。他在接受港报专访透露，谷俊山涉贪受查，若不是总后政委、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都不可能把他（谷）拉下马”。
从王守业到谷俊山再到徐才厚，让人们清晰看到部队腐败的接力赛，已达前所未有的危重程度。解放军素有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之优良传统，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它在小米加步枪的情况下，能够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样一支令中共引以为傲的军队，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里，就迅速腐化，不能不使人惊叹腐败的强大。
反思军队腐败的原因，尽管有其特殊性，但从腐败的成因来看，也脱不了一般因素。这就是，部队的腐败与整个社会的腐败大环境和背景有关，是整个社会腐化的一个投射。当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深入到社会这个肌体的骨髓时，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也就不能幸免。不仅如此，部队相对封闭的环境，还为腐败的大行其道提供了一件安全“外衣”。
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在分析部队的腐败问题何以普遍和屡禁不止时就认为，这首先与军队的领导制度具有排他性，很难引进监督力量有关。国家安全系于一身，任何一党执政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军队，同时也呵护军队，这就造成事实上的对军队腐败现象采取适度容忍。既然强调领导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那么通过其他政治力量来监督军队显然不可能。
其次，军队的权力授受关系很难摆脱人身依附和利益共同体。军队采取的是垂直领导，且属于任命制而非选举制，这就决定了军队存在天然的个人依附关系。同时，由于军队相对于国家和社会，集团内部很狭窄，人与人的依存度很高，这就导致监督受制于人情关系。再者，军队的职业特性与职业特权制约着监督所必须的公开透明。军事行动的最大特点是保密性，并且保密与非保密的界限并不清晰和严格，更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甚至不是其他国家机关所能掌握。这就决定了，公开什么和公开到何种程度，决定于军事集团的自身意愿，而非外部强制，仅此就可以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故可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与军队自身封闭的小环境，共同决定了军队不腐败得已，一腐败就是广泛和大面积的，扩散到部队的每个环节与角落。
有腐败其实并不可怕，海外亦不时爆出军队腐败丑闻。但显然，人们谈中国军队的腐败，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与其他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同，解放军不仅是国家的根基，同时还是中共的党军，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中共政权最重要的支柱。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政权依赖于军权，对中共尤其如此。因此，若这个支柱出问题，被腐败所蛀空，也就罔顾中共政权和国家安全了。
对此，人们常拿甲午战争来做比较。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从部队的装备和硬件来看，要胜过日军，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预测清军会获胜，但战争一开始，清军就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原因就在于，这支军队太腐败了，根本没有战斗力。部队作战不仅仅依赖武器的先进，还依赖于致胜于敌的坚强意志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后者更是战场获胜的关键因素。清军和后来八百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都败在这一点上。现在，解放军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莺歌燕舞，战斗必胜的意志早被腐败消磨殆尽。而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必然是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吓人，但经不起冲击。
这并非讳言耸听。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社会的高度分化和民间对官方腐败的憎恨，一旦发生外部不测事件，谁来保卫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确实是个问题。国家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和安逸的生活毁于一旦，中华民族将真正遭受五千年来最严重危机。故从文明复兴的角度说，再没有比军队腐败造成的后果更严重的了。
有鉴于此，不能因为军队的特殊性而对腐败网开一面，相反，必须有对比一般官员腐败更严肃的处理。事实上，从中共来看，对军队的腐败是有一定的认知和忧虑的。早在2008年9月，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2011年6月，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了中央军委印发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可所有这些制度和规定，同中共其他廉政制度和规定一样，皆未能遏制住军队腐败的高发态势。
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后，已经认识到在军队开展反腐的极端重要性。他大刀阔斧地发动了整肃军风军纪的运动，强调依法从严治军，至今反腐的力度超过以往，不过，鉴于军队腐败的隐蔽性和手段比官员更厉害，而在查处腐败过程中，媒体不可以随意采访、大众不可以随意监督，军队结成的抵抗反腐败势力会比一般官员更强大，所以，必须看到军队反腐的艰巨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军队反腐纳入整个反腐大局中来，打破军队只能在内部监督的局面，引入外部监督力量，建立与中纪委的直通车，真正让社会看到领导人“打铁还要自身硬”的决心。
但要比较彻底地消除军队腐败，和社会的反腐败一样，最终还得靠制度和法治。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看，为了军队反腐，都采取严厉的法治手段遏制腐败的滋生与蔓延。以美国为例，在过去30多年间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反腐制度，这些制度既适用于政府官员，也适用于军官。1978年，美国出台《政府道德法》，其中规定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为了保证法规落实，还专门成立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和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1993年，由政府道德办公室拟定的《行政分支雇员道德准则》对利益冲突、滥用职权等方面列出了行为标准细则。由于美国军队高级官员同时隶属于国防部，他们受到的法律监管、行政约束与政府官员基本一致。而且国防部还设有美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检察长办公室，用以审计、调查和监督国防部各级官员行为以及各类项目运作情况。因此，中共正好借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的出台，在改革军队体制的过程中，推进和完善各类针对军队腐败的措施和制度，运用法治来反腐。
从根本上说，中国军队反腐是要打破军队中的官僚习气，激发将士的战斗意志，推动军事变革，释放被腐败所钳制的军队战斗力。无疑，它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反腐，但军队反腐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反腐程度。归根结底，如果整个社会反腐不力，军队就不可能做到彻底反腐。从这个角度看，即便只为中共长久执政计，习也会将官员和军队的反腐败进行到底。
（作者邓聿文，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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