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POLANSKY
《政治秩序的起源》谈论了直到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凯旋的全部人类历史，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本新书的内容则更加适度地局限在了自那之后直至现在这个时间段内。这个时间上的划分标志着一套特定政治制度——现代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全球社会政治组织主要模型这一时期的开始。福山意简言赅地把这一全球历史进程总结为“到达丹麦”(getting to Denmark)。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分四个主题部分：西欧和北美现代国家的建立；其向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程度的扩张；在此过程中民主的同步传播（和兴衰）；此前成功的民主政府制度——尤其是在美国——的衰败（即书名中的“政治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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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称道的是，福山基本上没有宣扬一种能解释一切的宏大理念。不过如果说他有一个最主要的论述，那就是：人类具有某些偏爱自己亲友（相当于其他人而言）的生物本能。福山将此称之为世袭主义。成功的政治秩序应包括某些政治制度的建立，这些制度需能克服这些本能，并引导这些本能发挥建设性作用，产生对公众有益的结果。自工业革命及市场资本主义（即全球化）的传播以来，最成功地实现这一壮举的制度是具备法治和一定程度民主问责制的现代国家。而我们所称之为腐败的现象，则是此类制度的不完美实现（抑或缺失）。该书最后部份专门探讨的政治衰败是指这样一种状况：随着时间推移而僵化的公共制度越来越难以控制世袭本能自然的重新抬头。
福山没有将这些结果归咎于任何单个原因，他更愿意对导致秩序及腐败的各种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进行追踪。因此，这部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的二次文献进行汇总和复述。他在介绍和快速概述一系列问题时的流畅思路无不令读者感到钦服，例如国家的社会建构、困扰现代地中海国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孟德斯鸠(Montesquieu)对地理与制度关系的阐释等等。
在最后一章中，福山的目的是为了呼应第一章标题所包含的承诺，第一章的标题为“政治的必要性”。福山认为，政治秩序可为我们带来安全和财富等有价值的东西，要维持政治秩序需要持续的管理。政治秩序之所以是必需的还因为，人们与生俱来具有一种回归竞争对手关系的本能，这既是导致政治衰败的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衰败的结果。他说，世袭主义的问题在任何政治制度下从来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因此福山提出，政治秩序是一种持续的、人为解决自然问题的办法。令人惊讶的是，福山在作结论时对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名言予以赞同。亚里士多德和福山的观点有的不谋而合，例如人类生物学方面的倾向是最强烈的；实际政治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但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政治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让大家生活在一起，而是为了有机会让大家生活得好。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人们探究何谓过得好的能力便是人类动物属性的突出体现，也正是这种能力才决定了政治的必要性。福山在此处暗示，政治扮演着一个更具有限定作用的角色，即，简单地将天性爱互相争辩的人们聚在一起。
尽管福山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制定者、顾问，但他在这本书中有意地避谈政策建议。相反地，他尝试着解释清楚政治秩序的某些基本问题。他的解释所依据的根基是一个有关人类天性的著名的广义综合定义，该定义综合了社会生物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等多个学科。现在的棘手之处在于，这些学科未必一定有交叉点。它们在提到人类天性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时各自有着不同的阐释，而这对于“政治命令的哪方面最需要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人类的天性是“先于政治”的，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就旨在限制住人们的天性，或许我们的政治参与度也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问题或许就更多体现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质量上，而非政治参与度。
因此，这本有关政治秩序的书可能会引起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本身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麻烦，还是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一剂良药？
（本文作者David Polansky是多伦多大学研究政治学的一名博士生。）
如
果不是“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这个词已经被人用作书籍标题的话，它或许可以用来描述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新作品《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及其前篇《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这两本书横跨了很漫长的有记录历史（以及有记录之前的历史），挖掘了一些有关“社会组织起来的基础规则”的教训，福山希望以此为其导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68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学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提供补充。《政治秩序的起源》谈论了直到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凯旋的全部人类历史，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本新书的内容则更加适度地局限在了自那之后直至现在这个时间段内。这个时间上的划分标志着一套特定政治制度——现代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全球社会政治组织主要模型这一时期的开始。福山意简言赅地把这一全球历史进程总结为“到达丹麦”(getting to Denmark)。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分四个主题部分：西欧和北美现代国家的建立；其向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程度的扩张；在此过程中民主的同步传播（和兴衰）；此前成功的民主政府制度——尤其是在美国——的衰败（即书名中的“政治衰败”）。
福山没有将这些结果归咎于任何单个原因，他更愿意对导致秩序及腐败的各种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进行追踪。因此，这部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题的二次文献进行汇总和复述。他在介绍和快速概述一系列问题时的流畅思路无不令读者感到钦服，例如国家的社会建构、困扰现代地中海国家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孟德斯鸠(Montesquieu)对地理与制度关系的阐释等等。
在最后一章中，福山的目的是为了呼应第一章标题所包含的承诺，第一章的标题为“政治的必要性”。福山认为，政治秩序可为我们带来安全和财富等有价值的东西，要维持政治秩序需要持续的管理。政治秩序之所以是必需的还因为，人们与生俱来具有一种回归竞争对手关系的本能，这既是导致政治衰败的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衰败的结果。他说，世袭主义的问题在任何政治制度下从来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因此福山提出，政治秩序是一种持续的、人为解决自然问题的办法。令人惊讶的是，福山在作结论时对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名言予以赞同。亚里士多德和福山的观点有的不谋而合，例如人类生物学方面的倾向是最强烈的；实际政治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但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政治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让大家生活在一起，而是为了有机会让大家生活得好。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人们探究何谓过得好的能力便是人类动物属性的突出体现，也正是这种能力才决定了政治的必要性。福山在此处暗示，政治扮演着一个更具有限定作用的角色，即，简单地将天性爱互相争辩的人们聚在一起。
尽管福山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政策制定者、顾问，但他在这本书中有意地避谈政策建议。相反地，他尝试着解释清楚政治秩序的某些基本问题。他的解释所依据的根基是一个有关人类天性的著名的广义综合定义，该定义综合了社会生物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等多个学科。现在的棘手之处在于，这些学科未必一定有交叉点。它们在提到人类天性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时各自有着不同的阐释，而这对于“政治命令的哪方面最需要人们迫切关注”的问题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人类的天性是“先于政治”的，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就旨在限制住人们的天性，或许我们的政治参与度也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问题或许就更多体现在公民的政治参与质量上，而非政治参与度。
因此，这本有关政治秩序的书可能会引起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本身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麻烦，还是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一剂良药？
（本文作者David Polansky是多伦多大学研究政治学的一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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