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一
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发布过程在中国又激发了一波声势浩大的讨论，有人为“朋友”张首晟与物理学奖失之交臂惋惜, 也有人为“师妹”庄晓威与化学奖擦身而过不平。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诺奖候选人中有不少人与我们的关系如此接近，他们在中国上过中小学甚至大学，是朋友的朋友、或为师兄的师妹、也许是同乡和校友。热闹过后，沉静下来，回顾诺贝尔历年获奖者的特征，在感慨之余，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我感兴趣的核心问题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作出获奖工作的年龄是多大？获奖时间与他们的创新能力的巅峰时刻有什么样的滞后？
基于我们构建的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数据库可以发现，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这三个诺贝尔科学奖领域，过去一百多年，诺贝尔科学获奖者最早发表的获奖工作的平均年龄是37.7岁，他们从起始发表获奖工作到最后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滞后时间是17.5年，其中物理方面平均滞后18.4年，化学17.5年，生物医学16.6年。图一显示了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滞后分布，该图呈现出非对称的长尾正态分布，峰值是6年，滞后中间点是15年，也就是一半的获奖者滞后年份少于15年，而另外一半则多余15年。
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数据库。
图一：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滞后时间分布图
探究几个有趣的细节，可以发现获奖时间滞后最短的约一年，包括李政道和杨振宁二位物理学家于1956年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1957年便获奖。最长的滞后55年，获奖者是生物学家Peyton Rous，他于1911（32岁）发表了病毒是一些癌症的传播源的论文，直到1966（87岁）才获的生物医学奖。最年轻获奖者是William Lawrence Bragg，他居然在大学一年级（1912年）就和老爸一起开创先河地用X光研究晶体结构并发表论文，大学刚毕业（1915年）年仅25岁的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年长的获奖者是Raymond Davis Jr.，他于1964年发表了有关宇宙射线中微子的关键论文，到2002年因此获得物理学获奖时已经88岁了。
然后我们进一步探讨，自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至今的一百多年间，诺贝尔获奖者首次发表与获奖相关的关键论文的年纪以及获奖的滞后时间等特征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每十年对诺贝尔科学获奖者的获奖关键论文的发表年龄、以及获奖滞后年数做一次平均，然而结合他们的平均获奖年龄作出了一个趋势图（图二）。该图揭示：诺贝尔科学获奖者的年龄有越来越老的趋势，获奖滞后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然而，获奖者作出他们关键成就的平均年纪在过去一百多年始终在35到40岁之间波动。
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平均年龄来自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获奖滞后的时间等数据来自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数据库。
获奖者首次发表获奖关键成就的年龄来自这两组数据相减。
获奖滞后的时间等数据来自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历史重大科技创新数据库。
获奖者首次发表获奖关键成就的年龄来自这两组数据相减。
图二：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年纪趋势图
获奖者年龄越来越老与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增加有关。过去一百多年，人类的平均寿命从1900年的30来岁（其中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当时约45岁，而欠发达地区的平均寿命只有约25岁），到今天人类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由于诺贝尔奖的规则是获奖者必须在获奖时仍然活着，因此长寿者有更多机会收获社会对他们早期所作工作的肯定。获奖滞后时间越来越长不是一个好现象，原因之一很可能是近年的科学成就中让人们眼前一亮的工作较少，于是诺奖委员会不得不从历史成就中去捞出沧海遗珠。
获奖者最具创造性的平均年纪一直在35到40岁之间、过去一百多年并未明显增加这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和讨论，因为有多重因素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人类科研产出的巅峰年纪在过去一百多年应该也呈现增长趋势。
其一，由于人们的职业寿命越来越长了，这为很多人提供了大器晚成的机会，然而在诺贝尔科学获奖者这个群体大器晚成者并没有形成明显趋势。其二，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各国政府和民间投入到科学研究的资金大幅增长，这些资金都有追逐成功者的偏好，于是那些早期做出了些许成就的人有更多的优势得到后续的科研资金，然而这些投入并未使得更多的“年长者”作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
因此，诺贝尔科学获奖者的巅峰创造性年龄的相对稳定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个事实本身也为审视一些科技政策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回到中国科技界来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是两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科技机构。据报道，两院院士的平均年龄是75岁，2013年新增加的104名院士，当年的平均年龄是55岁。由此可见，几乎所有的两院院士都可能过了他们创造性巅峰时期。然而，由于中国的尊老和膜拜权威的传统，院士们有花不完的科研经费，不仅在科研界，在社会上也是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坐上嘉宾，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方向往往可以一锤定音。遗憾的是，那些正值巅峰创造期的中青年科学家们则为科研经费、甚至个人生活伤透了脑筋，失去了为人类作出最佳贡献的机会。
如果中国真的在乎诺贝尔科学奖、在乎作出人类一流的科技成就，那么社会的科技资助和责任偏好应该发生实质性的调整，让德高望重的院士们多花些时间在培养下一代的教育方面，也可以安享荣誉和晚年，而把科研重担和经费更多地托付给年富力强的青年人。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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