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Associated Press
2013年,9月22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王旭光宣读对薄熙来案的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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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庆长假结束时,中国南方的一名高级法官决定辞职,而且他罕见地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有关自己辞职的微博(Weibo)。有着20年法院生涯的法官刘仕毕本月在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写道:“不记得从何时开始感觉越来越不会办案了。”
他在微博上写道,“政治学习、传达精神、粘帖心得、数据考核,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为何不干点更无聊的事:春日暖阳发呆、清风明月长啸、携酒花前共醉。”
刘仕毕愿意在公开平台上发言使他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中国法官,但他的辞职在法官中却并不罕见。根据曾担任法官的人士以及法律学者所述以及官方媒体的报道,目前中国的法官流失严重,主要原因有案件负担重、职业尊荣感缺乏、以及职业待遇低下。
对于周一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而言,如何面对法官流失问题是一大挑战。此次会议的首要议题便是促进法治。
为期四天的四中全会可能将对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的命运做出决定,他是因习近平反腐运动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北京方面试图用周永康案来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即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律学者称,这是中共领导层首次致力于推动法治,其意图是创建一个更高效且更快速的响应机制来解决民事及商业纠纷。
不过一些曾担任法院官员的人士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西方式的法律体制。中国领导人和官方媒体近来也否决了这一可能。法律学者称,北京方面不希望让那些危及政治利益的案件侵害共产党的权威。
然而中国社会正充斥着越来越多的纠纷,据估计,每年出现的罢工、抗议等示威活动达到10万次以上。此外,有大量民众上访中央及省级政府,寻求向所谓政府官员不当行为索赔。
一些法律学者称,中国领导层看到了有公信力的法律体制的好处。
北京理工大学法律教授徐昕说,他们非常清楚法治、或至少一些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对于解决争端的好处。他们知道从长远看这对中共有利,但不清楚他们能否做到需要做的事情。
法官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徐昕和其他人说,北京将需要给法官足够的独立性,让他们成为令人信服的执法者,同时又不能让他们觉得可以随意做出不利于共产党的裁决。
法律学者说,大批法官离职既体现了法院系统的众多问题,也是造成很多问题的根源。
今年3月,《解放日报》报道称,2009年以来上海的法院每年平均有67名法官辞职,去年就有74位。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去年公布,过去五年广东省有1,600多位法官辞职;2008年至2013年江苏省省辞职的法官达1,850位。北京等其他行政区也出现了大批法官辞职的现象。
结果,中国的法官数量自2007年以来几乎一直保持不变,而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在此期间法院处理的案件数量增加了近50%,2013年为1,290万件。
刘仕毕本月将辞职信发布到了网络上。他1993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参加工作,当时是在云南省的老家担任村级法官。经过在当地刑事和行政诉讼法庭轮岗后,2001年他获选担任当地人大代表。三年后,他被晋升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刑事法官。
如何能让诸如刘仕毕这样有经验的法官留下来是中共拟议的司法改革的重点。
在刘仕毕的辞职申请被批准后,上周末《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联系到了他,他说,自己没有继续呆下去的动力。
刘仕毕说,一个每年审理100宗案件的法官和一个每年审理5宗案件的法官赚得工资一样多。他还说,审理的案件越多,你的判决被更高一级法院驳回的概率就越高。
预计中共领导人本周将审议并批准一个司法改革试点项目(目前上海已经试行)。据官方媒体7月份披露,该试点项目的要点包括:给予法官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特别行政地位、提高法官工资、在案件审判和判决上给予他们更大权力。
据官方媒体报道,该试点项目拟通过将下级法院的预算和人事管理权提高至省级部门统管,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地方官员的干预。地方官员对于司法的干预令法官们感到非常恼火。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法官通常是从法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进入法院工作,担任职员几年后就晋升到法官一职。他们之后通常会做律师工作。这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有进步了,当时的法官主要是没有或只有很少法律训练的退役军人或警察。
但前法官们称,年轻法官的薪资并不高,年薪通常在人民币5万-7万元(合8,100-11,430美元)。这使他们面临来自地方官员的压力,容易成为腐败对象。
在广东省担任法官8年后,江阳冰(音)于6月份辞职。他说,这种压力可能不是直接的,但你能感觉到。他说,在与土地和教育相关的案件中,外界干预十分常见。对法官而言,衣食住行和资金全部来自地方政府,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官和法律学者担心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要求法官考虑社会稳定,即使是在裁决很小的案件时也是如此。
江阳冰表示,法官需要让党、社会、人民、被告和原告都感到满意,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
刘仕毕举了一个例子:有时候输掉官司的一方威胁要跳楼,如果无法与他们达成和解,法官可能会被停职。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法学教授科恩(Jerome Cohen)说,无处不在的干预也是造成公众对法院广泛质疑的一个原因。科恩是最早一批在中国执业的外籍律师之一。
科恩说,法院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他说,法院官员被质疑同其他政府官员一样,而不是一个独立、不受所有惯常影响的更加神圣的群体。
法学界学者说,使法官免受一些官员影响将是司法独立的一个巨大进步,而同时又可以保持党内高层对法院的控制。
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驻香港律师Jianwai Fang说,大部分时候履行司法公正与党的利益并不冲突。地方官员的利益并不代表党的利益,对于中共来说,让法庭成为最终的决定者是一件好事。
然而像刘仕毕一样的资历更老的法官可能需要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他们看来,之前的改革并未带来持久的影响。
刘仕毕写道,改革不止试点不止折腾不止,法官的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仍然遥不可及。
Josh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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