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吴敬琏、马国川着，2012年12月）2012年与2013年之交，在中国出版的理论图书中，最值得关注和推荐的，莫过于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的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新版书名改为《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既可被视作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制度变迁史，也是一本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史。尽管这本书是以二人对话的通俗语言写出来的，但作者却以史带论、以论释实的方法，讲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吴敬琏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在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现实和历史分析中，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呼唤重启中国改革议程。
在这本书一开始，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就提出了一个宏大又现实的问题：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叉路口上，再度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由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未来的进路，让历史照亮未来中国的道路”。
通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体制演变史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吴敬琏老师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离“好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是一种党政一体化的“Party-State Inc.”，因而“当改革停顿下来，甚至出现开倒车的现象，政府的管控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不断加强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如果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一个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那么未来中国改革之路将如何走？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对话中先是引述了邓小平在1986年的一个判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近些年来，尽管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乃至决议不断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迄今为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是整个改革踟蹰不前，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倒退了。这其中症结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未来中国改革的关键又是什么？吴老师极其深刻且毫无畏惧地指出，“以党治国”，党政不分，乃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吴老师与马国川一起，回顾了从孙中山到现下中国所传流下来的“以党治国”的体制传统。
在该书第十七讲中，吴敬琏老师回顾到，“以党治国”被（孙中山从苏联）引进中国以后，就受到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对。1928年，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达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929年，周恩来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 1940年，刘少奇也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 1941年，邓小平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事实上，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怀疑，“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现在，要重启中国改革议程，要明确改革最终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未来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已过八十高龄的吴敬琏老师，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且无畏地提出了三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现宪政”。吴老师还明确地解释道：“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任何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有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
未来中国要走宪政民主之路，并不仅仅是吴敬琏老师经过大半生的现实观察和学术思考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说来也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个政治理想。譬如，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讲话中，就非常鲜明地说：“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
现在看来，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惨烈的年代，毛泽东本人在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在抗战胜利乃至战胜国民党而夺取中国政权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宪政到底是怎么样的。尽管如此，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这一点至少在当时表述上是非常清楚的。毛泽东当时还明确地讲：“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那么，这种宪政民主又大致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具体解释道：“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这还不够。毛泽东还更明确地讲，当时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
然而，正如吴敬琏老师和马国川在这本书中所回顾的那样，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逐渐偏离了他原来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继续革命”之路。结果，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毛泽东本人乃至中共领导人不断地进行体制的探索、实验、改革和调整，但到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时，他显然仍然没有弄清一个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因而也最终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想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宪政民主政治。
天有天道，人类社会也有其运行的基本法则。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前28年计划经济的实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20世纪的世界历史无疑证明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低效率和不可行的。
1978年之后，邓小平和执政党引导中国人民走向了市场化改革之路，取得了毛泽东和老一代革命家在建国初所梦想、憧憬却无法达到的伟大经济成就。如果毛泽东活在今天，他也许会操着他那浓厚的湖南腔再次号召全国“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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