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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Google)执行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dt)毫不客气地坦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超级大国。《华尔街日报》的“Corporate Intelligence”栏目预览了施密特的新书《新数字时代》(The New Digital Age，兰登书屋出版)的内容。该书将在4月出版。在通常意料之中的对未来的众多技术乌托邦式看法之外，施密特对中国的见解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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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其他部分则给出了更加悲观的看法，因为威权政府、极端分子和各色流氓人等也会像马赛族牧牛人一样使用高科技产品。好人（无论是什么人）尚未找到妥善保卫自己的办法。
新书是施密特与31岁的科恩(Jared Cohen)合写的。科恩曾是美国国务院要员，目前负责谷歌的智库Google Ideas。
施密特与科恩至少还有过另外一次重大合作。两人曾合写了一篇长篇文章《数字化破坏》(The Digital Disruption)。文章发表于2010年11月。文章开篇便预测，当除了手机之外身无一物的大量公民参与小型反抗活动、挑战当局的权威时，政府会被弄得措手不及。
一个月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波公众反抗浪潮。据说，2011年1月埃及革命开始时，科恩不仅去了开罗，还与谷歌高管、知名活动人士高尼姆(Wael Ghonim)共进了晚餐。几小时后，高尼姆在街上被安全部队抓走了。
随着阿拉伯世界反抗活动愈演愈烈，《新数字时代》比《数字化破坏》更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从个人身份到公司战略、恐怖主义和治国之道等一切事物都将随着信息渗透的深入而发生改变。该书一再指出，在这个互联网无所不在的世界，中国是一个危险、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施密特和科恩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活跃、最积极的信息过滤者，也是入侵外国公司网络的经验最丰富、行动最频繁的国家。他们说，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吝于使用网络犯罪等手段，这使中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优势。
他们说，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之间的这一差异以及其战略上的不同将使美国的政府和公司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美国不会像中国那样进行数字化商业间谍活动，同时，美国的法律比中国更严格，执行得更到位，因为不当竞争有违美国公平竞争的原则。
他们说，这不仅是法律上的区别，还是价值观上的区别。
书中承认，美国也不是什么天使。从针对伊朗核设备的震网(Stuxnet)病毒等众所周知的网络间谍案，到向一些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输出监控软件和技术，美国有许多应受指责的地方。
施密特和科恩说，随着支持网络自由的国家和压抑网络自由的国家的分野变得更加清晰，这些批评的声音会被更多的人听到，并在政治上引发更多回响。二人甚至预计，互联网最终将会分裂成一些碎片，相对包容和自由的国家联盟控制其中的一部分，而希望其公民的网络生活不那么吵闹、开放的国家联盟控制另一部分。书中暗示说，与后一类国家打交道的企业将与前一类国家渐行渐远。
两人不时地以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建议西方政府效仿中国，在国家政策与企业活动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以构成互联网的设备和软件为例。世界上大多数的IT系统曾经完全基于西方的基础设施，但是随着中国公司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情况已经改变，但并不一定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变，他们说:
未来，超级大国供应商国家将寻求凭借一些特定的公约和产品建立自己的网络势力范围，这样他们的技术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社会的支柱，他们的客户国则完全依赖由该超级大国独立建造、维护和控制的某些关键基础设施。
中国的电信设备公司正在全世界迅速获得市场份额，它们正处于这一势力范围扩张行动的前沿。他们说，华为在某个地方的市场份额出现增长，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也将扩大。尽管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和爱立信(Ericsson)等西方生产商不是由国家控股，未来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密，斯密特和科恩说：
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些公司的商业利益将与国家利益一致，同时又与中国的利益相悖──比如，在公司的产品被独裁国家滥用这个问题上，他们将在外交和技术层面与政府进行协调。
但是尽管中国政府凭借互联网政策中获得了一些优势，斯密特和科恩似乎仍然认为，中国空洞的政治中心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写道，既拥有技术设备又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活跃民众是极其不稳定的。他们警告说，这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动荡。
他们写道，从更长期来看，中国未来几十年将发生某种形式的革命。
Tom 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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