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
俗
话说，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朝鲜第三次核爆后，中国官方出于尴尬只是笼统地表达了例行“反对”，但以微博和网络言论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实际上已深受震撼，各种激烈对抗的意见纷呈。这种现象再次清晰地表明了一点：外交作为一国主要的政策领域，其发端之基本观念与行为模式以及意义，均有深厚的内政的根基，换言之，朝鲜核爆后中国社会意见的激烈分野和对立，本身也构成观察中国社会与外交走势的特殊视窗。核爆宣布后，中国网络上的主流意见非常清楚，基本是一边倒的谴责和批评，尤其考虑到朝鲜拥核后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试验地点与中国的接近，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威胁，主流知识界对中国政府历来在朝核问题上的政策展开了批评和反思。这些意见主要体现在：对朝政策应建立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之上，而不能受虚假的意识形态牵制；朝鲜挑战包括中国支持的安理会决议，违背了中国利益；在21世纪新型作战样式和形态下，朝鲜对中国不具备战略缓冲的作用，反而是国际道义和利益的负资产；中国十多年来对朝援助没有起到管制危机、推动半岛无核化的作用，等等。这些意见揭示了中国社会对于对朝外交的新思维，也直白地承认了，中国此前的对朝政策已遭遇失败。
而在重庆“薄王时期”以鼓吹复兴文革而活跃的极左网站“乌有之乡”（在薄王被捕后曾被短期关闭，后又悄悄以公益网站名义复活）“代表中国人民”发出正式祝贺公告，把朝鲜的试爆完全等同于1963年中国试爆原子弹，认为朝鲜试爆是国际共运打破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伟大胜利。文告的作者有意混淆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在中国研制和生产核武时代，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尚未健全，而中国不是这一机制成员，作为禁止朝鲜核试主要国际法理来源的安理会，中国大陆当时也不是其中一员。混淆这些基本历史事实，可见他们完全重复文革语言的观点实际上另有所指，实际上，他们是在采取类似去年915反日骚乱时的策略，借攻击不同意见，间接表达对当局半岛无核化和反对朝鲜核试政策的不满。
在中国于30多年前实行改革开放和1990年代苏东集团解体之后，中朝关系实际上早已不具备所谓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新时代背景下两国关系背后的中国政策理念一直未成型。随着政治改革被禁止讨论、社会日益分化，对朝问题也自然成了中国社会意识和人群撕裂的一部分，这与其他事务上的情形并无区别。在网络新文革语言的背后，其实还是人们一直在关注的老问题：中国往何处去？这是一个关系未来千百年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决定性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不是一般的观念和意见分歧，而是没有调和余地的是非问题。
所以，当主流中产阶级对朝鲜的穷兵黩武产生厌恶，并对核试爆采取明确的谴责态度时，曾经支持重庆薄王的一批人自然会立即采取严厉的攻击部署。他们其实不关心具体的观点和意见，他们采取的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简单战术。因此，观点的论辩是看不到的，有的只是针对发言者的人身攻击，这种网络时代的揪斗已经成了中国网络意见交流的惯例。这种斗争的背后凸显了中国压制公共辩论，没有公共讨论空间的事实。这不仅使分歧的社会意见朝着更激烈和尖锐的对立方向发展，也使得当局采取政策转换时不具备真正坚实的公众支持。
在有可靠公共讨论和辩论的社会，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未必一定能形成合理、及时和明智的政策，一来由于各阶层利益差异以及知识的局限，任何社会对重大问题的认知本身自然会有偏见和激情，再则不同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策路径依赖与决策偏好，以及政策优先顺序也会影响关键决策，这在民主国家从越战到非洲的各种决策中可谓屡见不鲜，但开放的学术和公共讨论，以及多党轮替执政的政治生态毕竟为纠正政策失误、提供新政策理念，提供了相当的机会。
在一个社会化媒体时代，公众有权追问和知道：此前中国对朝外交真实的决策理念形成过程，中国对朝鲜外交所追求的真实目标，中国在半岛问题以及朝核问题上耗费的国家资源，以及对过去这些决策和执行如何评估，谁对此负责；最后，公众应该通过严肃和理智的讨论，要求政府设定与说明中国对朝政策的目标、路线和底线。对于一个决心重塑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执政集团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以任何方式回避的。
一个分裂的社会不可能支持任何有效、灵活和明智的外交。从这一角度来说，公共意见的分歧，乃至那些文革式的语言和论风，还不是最可怕的，通过核爆后当局含糊其辞、没有决策责任说明的表现，人们看到，真正最可怕的乃是大众媒体上，从中央到地方，除了片面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掩饰之辞，任何严肃的反思和检讨，更不要说政策责任的讨论，都是完全不见的。这才是比朝鲜核武更具有威胁的真正原子弹。
（本文作者赵楚系政治和战略问题自由评论人，原《国际展望》杂志执行副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全球军事和中国社会问题独立研究，现居上海。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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