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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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年清明后,形势陡紧,反击风又盛。我们医院放下“整顿”,又开始抓反击。原先每星期二五下午政治学习,后来改为每天下午都学习。

政治学习以科室党支部为单位,我在麻醉科,参加外科支部的学习。大家按兴趣喜好分堆儿坐,装模作样念几段“梁效”(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便开始说笑。

文化大革命搞到1976年,除了几个觉得还能爬上去的人热心外,多数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各搞营生,对运动已经没有多大兴趣。

我和几个年轻外科医生是朋友,常聚在一起喝酒、牢骚,也讨论业务,学习时也凑在一起。坐下便开始传递小道消息,吞吞吐吐,藏头露尾,彼此却心领神会;有时也无所顾忌,癫狂几句。我们医院总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业务好的年轻人,往往没有正经。

学习由支部书记主持,外科主任也在,帮着维持秩序。主任是个资深医生,四十出头的年纪。理论好,懂英文,手术做得漂亮。看他做手术是一种享受,快时如庖丁解牛,一似斩乱麻大刀阔斧;细心时又像姑娘绣花,点滴纹丝剥离,缝合丝丝入扣,术野清晰地如同定格。技术好当然有权威,外科医生都服他,听他的。无论手术台上,还是台下,甚至回到家里。“主任说了”是外科医生的口头语,就像“语录”。

到了政治学习时,我们几个唧唧喳喳说到一定时候,外科主任就会咳嗽一声,大家马上正襟危坐。几个外科医生相互递眼色,便有人举手发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朗朗上口,他们居然读过论语、孟子之类,知道韩非、董仲舒,甚至程朱,说起来顺了口,滔滔不绝。在座的人谁也不懂,只好听他们几个了。

其中著名的王外科,本专栏曾有过描写(《不让我做阑尾手术就是反对毛主席》)。

这天晚上,我是夜班。过了九点,王外科风火闯来,急急地小声催我,手术,手术,急诊手术。

说着拉我走,一连声说,快,去病房会诊,准备手术。

到了外科病房,外科主任、医院革委会主任、医务处主任、政治处主任都在。最叫人吃惊的,还有一位穿警服的公安,两个穿军装的武警战士,一人一条枪,横架在腿上,枪口互相对着。

见我进屋,革委会主任说,麻醉师到了,开会吧。

外科主任说,看守所送来一个急诊病人,初步诊断急性胃穿孔,需要手术,病人情况紧急……

那位公安马上插话说,这人是个逃犯,清明后从北京流窜过来,在咱们这里被查获,是个很重要的犯人,现在得了急病,咱们还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革命人道主义,为他治病,治好病再叫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说“清明后从北京流窜过来”,稍稍停顿下,以示强调。在座人的人心里都明白了。有几个人挪动了下身子。我与王外科对视,他不动声色;我又看护士长,她对我微微撇嘴,我知道什么意思。她妹妹在北京,618厂工作。

革委会主任向大家介绍说,公安很重视,专门派了看守所的郭同志来,另外,病人是犯人,有两位警卫战士押送,给大家说一下。

外科主任开始分配,王外科主刀,史外科第一助手,另上一个进修生,外科主任在现场指导,遇到紧急情况,马上洗手上台。

病人送进手术室。他紧闭着眼睛,面色苍白,浑身皮肤冰凉,没有丝毫声息。胃穿孔造成的疼痛很厉害。我是整天与疼痛打交道的人,病人是不是真疼,我能看出来。

郭公安跟着病人进了手术室。他问我怎么麻醉,我告诉他用硬脊膜外麻醉,静脉辅助一些药物,单纯用一种麻醉方法危险性比较大。他沉吟不语。我看着他口罩上的眼睛,他也看着我。我俩对视片刻,他终于没有说话,转身出去了。那一刻,他想说什么吗?我不知道;或者用眼神告诉我?我也没有看出。我只知道我心里对他是极度蔑视。

手术开始了。

切开皮肤,分离肌肉,进入腹腔,果然是胃穿孔,小手指尖大小的穿孔,已经被大网膜紧紧包裹。

胃穿孔的手术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有修补和胃切除。修补术比较简单,把漏口堵上就行;胃切除就比较复杂了。

王外科抬起头,看看外科主任,问,修补?还是切除?

外科主任说,先等会,我出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主任出去了。郭公安和两个武警战士就坐在手术室门口的休息间。

王外科与史外科小声商量下一步,史外科对我瞥了一眼,眼睛朝外面斜。

我明白过来,悄悄溜到手术室门口,支着耳朵听休息间里的对话。

外科主任向郭公安介绍病情,说,是胃穿孔,很厉害,需要做胃切除手术,请你进去看看。

只听郭公安说,我们相信你们,你们决定吧,这个犯人很重要,我们领导也希望尽快治好他的病,把他押走。他又强调现在治病为主。

外科主任还是尽量劝他进去看看,说,病人没有家属,你们还是进去看看吧,对病情有了解,也好对领导有交代。

郭公安只好穿上手术衣,随着巡回护士进到手术间。

王外科和史外科已经把术野准备清楚,等着他来看。

我本能感觉刚才对郭公安太冷淡,还是应该主动些,便叫他到站我这边来。麻醉师的位置是观察手术最清楚的地方。

外科主任对郭公安说,乔大夫是我们医院团总支副书记,业务很好,很可靠。
郭公安便对我点头,眼里已有笑意。

王外科拉出胃,叫他看,又给他指点穿孔,周围的炎性渗出,大网膜的包裹。

他一面看,一面连连点头,说,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外科主任过来站在我身旁,身子挨着我。我扭头看他,他也看我。我心里一动。那一刻,我要是从他眼里再看不出什么,就太辜负他了。

我想都没有想,便对郭公安说,手术开始后,病人情况一直不好,血压低,脉搏急促,需要输血,手术也不能快,尽量避免刺激。

外科主任马上就说,麻醉师负责术中病人安全。
郭公安点头,说,相信你们,怎么做,你们决定,我没有意见。

外科主任把郭公安送出去,回来站在手术台旁,默不作声。此时,手术已经停止了,王外科和史外科静静站着。无影灯轻声嗡嗡响着,手术室里很安静。

外科主任问我,病人情况怎么样,可以切胃吗?

我马上回答,没问题,最好输一个血。

外科主任对王外科说,切!

这几句话,外人可能听不懂,在场的人都明白。因为做了胃切除手术,病人至少要在病房住半个月,拆线后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出院。而这个病人却是个在押的逃犯。

我暗暗佩服外科主任老奸巨猾,向王外科丢眼色,又咳。他看我,眼睛里微微笑,一副心领神会的模样。只是戴着口罩,看不出脸上的表情。眼睛里的意思,只有在手术室工作而且配合默契的人才能想得出。

手术继续进行,外科主任一会在手术室照料,看手术,但是一句话不说;一会又到外面休息室,与郭公安聊的火热,还抽烟。

我突然发现,王外科和史外科并没有做胃切除手术,他俩只是慢慢地修补穿孔。递到手术台上的胃钳,一直在洗手护士手边放着。

台下的巡回护士并没有注意手术台上的变化,但台上的洗手护士与第二助手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助手是来我院进修的外地医生,主刀的王外科是他的老师,他自然不敢多嘴。洗手护士在台上司械,她最清楚王外科和史外科此时的动作。只见王外科低头对她说几句,她眼睛笑笑,没有言语。

再就是我了。我站在病人头部位置,习惯性地站着,因此,手术的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而且,我首先发现这两个人在磨蹭时间,没有做胃切除。

我一直盯着王外科,他不抬头,只管做手术。我又看史外科,他看着我,也不说话。

他们一定知道我看出了问题,但是,根本不和我商量。他们就这么相信我?我心里稍稍感到些温暖,但是也紧张。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病人是个清明节后从北京流窜过来的逃犯。现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王外科和史外科也不说话,两人一心一意做手术。手术台上只有血管钳和剪子碰撞的轻微声响。

手术结束后,史外科将切掉的部分大网膜盛在盆子里,拿到外面叫郭公安看。我在手术间听见他连声说,不看了,不看了,怪吓人的。又笑说,这就是肚子?你们每天和这种杂碎打交道啊!

我送病人回到病房。外科专门腾出一个单间,名义是“加强监护”。护士长派了特护。又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叫郭公安用。

随后的几天,我每天去外科探视其他术前病人,都要去那间专门病房瞄一眼。本来想看看他的病历,谁知被护士长锁起来,谁也不准看。那个执勤的武警战士,坐在护士长办公室,一会出来转一圈,一会又出来转一圈,一脸的不耐烦。

我听病房特护说,病人术后第三天开始发烧,一直不退,医生们找不出原因。有人怀疑手术时腹腔内遗留了纱布。

又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在医生办公室看见郭公安,正小声与医务处主任商量事情。看见我来,便停住话,胡乱与我招呼。我借故到护士长办公室看,武警战士靠墙坐着,叉着腿,仰着脸歪在一旁睡觉。一只手紧紧攥着枪把子。

病人一直低烧,找不出来原因,在病房躺了快一个月,出不了院,谁也没有办法。

后来,外科安排了一次剖腹探查,说要看看是不是有纱布?准备了几天,病人推上手术台,手术又莫名取消了。我看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不很像慢性消耗性体质,虽说低烧将近一个月了,但并不是很消瘦。

无影灯下,病人静静地躺着。我突然觉得,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是一场游戏?

逃犯病人继续住在病房,也出不了院。到后来,看押的战士走了,郭公安三两天来一次,也不进病房了,到医院病号食堂吃一顿,就回去了。再后来,他只在月底来结一次帐,转张支票过来。

病人终于还是出院了。我记得那天是国庆节。我正好值班,看见他从外科病房出来,郭公安和王外科陪着他。他穿一件蓝色的大棉袄,显然身体虚弱,脸色依然苍白,走路很慢。在病房楼门口看见我,他还笑了笑,摆摆手。王外科走在他前面,看见我,诡秘地微笑着。

我震惊带着疑惑,看着他们上了医院门口的救护车,走了。

尾声一:

到了8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医院,看见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外科主任,另外一个……不认识。两人走路说笑,还停下让烟,像很熟的朋友。拐弯时,那不认识的人侧脸,我吃了一惊,竟是郭公安!

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原来,从一开始,郭公安就在配合主任,两人言语互探,可能形成默契。他们是在保护那个北京的“流窜犯”吗?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谁也没有告诉我。

尾声二:

王外科等人,1976年以后因“造反派”、“四人帮残渣余孽”而收审,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将近一年,最后不了了之。期间,我去看守所整材料,抄录口供,翻遍他们的交代,没有看到他们说起这段故事,或者用这件事为自己解脱。

有时候,我想起电影《黑皮书》和《钢琴师》里的德国军官……什么是好人?什么是歹人?用革命、路线、阶级区分,莫若用人性,人的良心。

人在做,天在看。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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