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
这个1941年1月出生于高雄中医家庭的男子，在18岁的那个夏天告诉母亲，他要去报考军校，决心有朝一日执掌军权，“推翻蒋家独裁政权”。1962年，他在小金门当兵时被捕，后被以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15年后出狱，但仅仅两年后又因“美丽岛”事件再次被捕入狱。
在1980年的“美丽岛”军法大审上，那张他手揣裤兜怡然而笑的照片广为流传。蒋经国迫于国际压力，把对他的死刑判决改为无期。1985年，为抗议“江南案”，他在狱中开始了长达4年7个月的绝食，被从鼻管强行灌食3040次。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后，施明德宣称自己无罪，拒绝特赦或假释。直到三年后李登辉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他才结束绝食出狱。在当年的“美丽岛”审判辩护律师之一陈水扁于2000年大选获胜后，他退出了民进党，因为“少年时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梦想已经实现”。
但仅仅六年之后，因陈水扁家族贪腐丑闻，施明德又站到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对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梦想──自由、民主的台湾──受到了贪腐滥权的威胁。在致陈水扁的公开信中，他写道：“扁哥，我们错了。执政后，我们没有把这个党带好，我们没有引领台湾走向廉能的社会，我们必须勇敢认错，我们应该鞠躬下台 ... 给一个榜样吧！示弱是强者的美德！唯有真正的强者，才敢认错才敢舍弃！”（P266-267）
搞政治的很少有愿意示弱的，更不用说主动放弃权力，陈水扁也不例外。施明德随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红衫军反贪倒扁运动”，并担任总指挥。而陈水扁和民进党方面也开始了对他的猛烈攻击。他被贴上“卖台集团第一勇士，贪财好色”、“失意政客”、“政治牛郎”等标签。
在这本多由他2000年以来的信件、审判辩词和文章集结而成的书中，施明德毫不讳言对自己历史留名的在意。“他们是志在权位的人，而我一生却志在历史，我一生的脚步都可以被别人检验的。”（P192）“名誉对我而言，已比生命更珍贵，历史评价对我更胜于权势。”（P340）类似的句子俯拾即是。
对历史评价的在意，在多大程度上会左右政治人物的行为是个很难度量的迷思。毕竟，无论在哪种制度下，政治多是短视而现实的算计。因此，那些在意历史评价的，无论看起来有多不真诚，总比毫无顾忌的要好。在意，起码说明内心深处还知道有最终审判这么回事。
比起一般人物的在意，这本书中的施明德几乎有严重的政治道德洁癖。他在各种事情上反复考量自己会得到的历史评价。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谈话录音、信件等来证明，出狱后，一贫如洗的他如何拒绝了巨额政治运作资金；在民进党大选成功后，他如何决定退党并拒绝陈水扁的“册封”，选择继续扮演监督者的公民角色。 他还从一个又一个角度来表明，在统领百万红衫军的过程中，他如何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战胜了权力的致命诱惑，没有把和平、非暴力的反贪示威转为夺权的政变。
也许，这样的任务只有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25年半、极端自律、极端理想主义、极端在意自己历史评价的人才能够完成。相对于2006年同样发生了反腐示威运动的泰国，台湾的“红衫军”虽然没有直接把陈水扁赶下台，但确实如施明德所言，正是由于没有发生政变从而保护了台湾的民选体制。他说：“阿扁没有伟大到可以用‘民主新生儿’做陪葬。”
见到施明德时，他身穿白色衬衫，白色牛仔裤，比71岁的年纪看起来年轻很多，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假牙──他22岁因受刑牙齿便全部脱落。那天，他说了一句话，听过后再不会忘记：“自由是抗争者的战利品，绝不是统治者的恩赐。”那天他也被问到，如果抗争者面对的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相对比较“仁慈”的政权，他会给什么建议。看这本书时，我边看边想，当时他心里会不会在说：1962年第一次被捕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死结局；1980年“美丽岛”事件后的逃亡途中，我自知“已没有生的可能了，我选择捐躯”（P27）；在1985年开始无限期绝食时，我已准备好赴死，而我的兄长施明正因声援我绝食而去世。
施明德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抗争，付出过巨大牺牲，他被台湾新版高中历史课本称为“反对运动中的灵魂人物”，并于1984年和2007年两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因此不难理解他在书中表达的对红衫军运动期间民进党方面对他名誉的“谋杀”和人格的“凌迟”的极大愤怒。
但无从知道的是，他对于历史评价的格外在意是否是他在台湾民主化后的选举政治中并不那么得意的原因。他说陈水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对多数普通选民来说，区分人话和鬼话并不那么容易，而搞政治的人并不以诚实和坚持原则出名。
一位好友曾抱怨微博上有几位公知过于爱惜羽毛，说这样的人缺乏领袖气质，难成大事。我想推荐她看看施明德这本告白书。领袖可以如他这样是有民众号召力的革命者，甚至永远的反对派，他们因强大的人格力量可以在黑暗、污秽的年代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在更为平常的年代，他们也许会如二战后的丘吉尔一样被民众所遗忘甚至遗弃，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声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角色，施明德知道，他扮演的是个做梦的人，这个梦他一丝不苟地做了逾50年，并一直会做到生命的终结。这样的坚持世上没几人能做到。
所以他说：“到底我是谁，我很自信地要留待史家做总评。”
（《总指挥的告白──二００六红衫军运动三周年纪念》，财团法人施明德讲座基金会2009年11月出版。网址http://www.nori.org.tw/2009/index.html）
有
人曾对甘地说，他是“沉迷于政治的圣人”，甘地答道：“事实上，我只是个竭尽全力想成为圣人的政客。”在蒋介石、蒋经国和李登辉的牢狱里度过了25年半的施明德不是圣人，但他不屑于也不允许自己做政客，因为他是个有梦的人。这个1941年1月出生于高雄中医家庭的男子，在18岁的那个夏天告诉母亲，他要去报考军校，决心有朝一日执掌军权，“推翻蒋家独裁政权”。1962年，他在小金门当兵时被捕，后被以叛乱罪判处无期徒刑，15年后出狱，但仅仅两年后又因“美丽岛”事件再次被捕入狱。
Chiang Ying-ying/Associated Press
2006年11月，施明德在一场“红衫军反贪倒扁”集会上做倒竖大拇指的手势。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后，施明德宣称自己无罪，拒绝特赦或假释。直到三年后李登辉宣布“美丽岛”事件判决无效，他才结束绝食出狱。在当年的“美丽岛”审判辩护律师之一陈水扁于2000年大选获胜后，他退出了民进党，因为“少年时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梦想已经实现”。
但仅仅六年之后，因陈水扁家族贪腐丑闻，施明德又站到了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对面，因为他看到自己的梦想──自由、民主的台湾──受到了贪腐滥权的威胁。在致陈水扁的公开信中，他写道：“扁哥，我们错了。执政后，我们没有把这个党带好，我们没有引领台湾走向廉能的社会，我们必须勇敢认错，我们应该鞠躬下台 ... 给一个榜样吧！示弱是强者的美德！唯有真正的强者，才敢认错才敢舍弃！”（P266-267）
搞政治的很少有愿意示弱的，更不用说主动放弃权力，陈水扁也不例外。施明德随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红衫军反贪倒扁运动”，并担任总指挥。而陈水扁和民进党方面也开始了对他的猛烈攻击。他被贴上“卖台集团第一勇士，贪财好色”、“失意政客”、“政治牛郎”等标签。
关于“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
《总指挥的告白──二００六红衫军运动三周年纪念》一书的英文名字是"Vindication"，有“澄清”和“辩护”的意思。施明德写此书，一方面是表白自己的心迹（告白），更重要的可能是澄清自己的声名。 “来来往往”专栏尝试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语境写中国商业文化。专栏每两周在《华尔街日报》报纸及网络版以中英文双语同步发表。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先后担任记者和专栏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以及驻泰国和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追踪她。在这本多由他2000年以来的信件、审判辩词和文章集结而成的书中，施明德毫不讳言对自己历史留名的在意。“他们是志在权位的人，而我一生却志在历史，我一生的脚步都可以被别人检验的。”（P192）“名誉对我而言，已比生命更珍贵，历史评价对我更胜于权势。”（P340）类似的句子俯拾即是。
对历史评价的在意，在多大程度上会左右政治人物的行为是个很难度量的迷思。毕竟，无论在哪种制度下，政治多是短视而现实的算计。因此，那些在意历史评价的，无论看起来有多不真诚，总比毫无顾忌的要好。在意，起码说明内心深处还知道有最终审判这么回事。
比起一般人物的在意，这本书中的施明德几乎有严重的政治道德洁癖。他在各种事情上反复考量自己会得到的历史评价。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谈话录音、信件等来证明，出狱后，一贫如洗的他如何拒绝了巨额政治运作资金；在民进党大选成功后，他如何决定退党并拒绝陈水扁的“册封”，选择继续扮演监督者的公民角色。 他还从一个又一个角度来表明，在统领百万红衫军的过程中，他如何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战胜了权力的致命诱惑，没有把和平、非暴力的反贪示威转为夺权的政变。
也许，这样的任务只有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25年半、极端自律、极端理想主义、极端在意自己历史评价的人才能够完成。相对于2006年同样发生了反腐示威运动的泰国，台湾的“红衫军”虽然没有直接把陈水扁赶下台，但确实如施明德所言，正是由于没有发生政变从而保护了台湾的民选体制。他说：“阿扁没有伟大到可以用‘民主新生儿’做陪葬。”
见到施明德时，他身穿白色衬衫，白色牛仔裤，比71岁的年纪看起来年轻很多，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假牙──他22岁因受刑牙齿便全部脱落。那天，他说了一句话，听过后再不会忘记：“自由是抗争者的战利品，绝不是统治者的恩赐。”那天他也被问到，如果抗争者面对的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相对比较“仁慈”的政权，他会给什么建议。看这本书时，我边看边想，当时他心里会不会在说：1962年第一次被捕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死结局；1980年“美丽岛”事件后的逃亡途中，我自知“已没有生的可能了，我选择捐躯”（P27）；在1985年开始无限期绝食时，我已准备好赴死，而我的兄长施明正因声援我绝食而去世。
施明德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抗争，付出过巨大牺牲，他被台湾新版高中历史课本称为“反对运动中的灵魂人物”，并于1984年和2007年两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因此不难理解他在书中表达的对红衫军运动期间民进党方面对他名誉的“谋杀”和人格的“凌迟”的极大愤怒。
但无从知道的是，他对于历史评价的格外在意是否是他在台湾民主化后的选举政治中并不那么得意的原因。他说陈水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对多数普通选民来说，区分人话和鬼话并不那么容易，而搞政治的人并不以诚实和坚持原则出名。
一位好友曾抱怨微博上有几位公知过于爱惜羽毛，说这样的人缺乏领袖气质，难成大事。我想推荐她看看施明德这本告白书。领袖可以如他这样是有民众号召力的革命者，甚至永远的反对派，他们因强大的人格力量可以在黑暗、污秽的年代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在更为平常的年代，他们也许会如二战后的丘吉尔一样被民众所遗忘甚至遗弃，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声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角色，施明德知道，他扮演的是个做梦的人，这个梦他一丝不苟地做了逾50年，并一直会做到生命的终结。这样的坚持世上没几人能做到。
所以他说：“到底我是谁，我很自信地要留待史家做总评。”
（《总指挥的告白──二００六红衫军运动三周年纪念》，财团法人施明德讲座基金会2009年11月出版。网址http://www.nori.org.tw/2009/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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