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年前我在纽约初次和亚历杭德罗(Alejandro)相遇，很快我们就坠入了爱河。但我们当时都认为，最后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我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James Bennett
比这些分歧更麻烦的是，我在一个美国中上阶层家庭中长大，亚历杭德罗则来自一个拼命想挤进中产阶级门槛的拉丁美洲家庭，后来离家来到美国。当我遇到他时，他正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做一名搬运工，并且已经在这一行干了近10年，挣来的钱用以维持生计并支援他在老家的父母。我身上他所谓的“公主病”吓坏了他，而他严酷的生活现状也令我感到害怕。现在，我丈夫有了自己的货运公司，真正地白手起家，我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亚历杭德罗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哲学思想的人，但我却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中看到了大智慧：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可能相比其他许多伴侣而言，我们之间的差距更大，但我们的结合所诠释的却是所有婚姻共有的一个剧本：婚姻永远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融合。无论这两个世界结合得有多紧密和谐，也总会有些事情隔三差五地跳出来提醒你：你们就像两颗遥远的星球，围绕着各自的轴在旋转。
这便是本文将要关注的问题：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如何一起做出婚姻中的选择、计划和决定。
亚历杭德罗和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才最后走到一起，我们对彼此能这般和睦相处都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很少因钱的问题争吵。
但最近，我们一直在为一系列财务方面的重要决定而努力，包括可能购买一栋房子，写遗嘱以及开始一份信托存款。关于这些问题的谈话使我们之前的自鸣得意消失得无影无踪。有趣的是，当真正开始讨论财务问题时，要达成一致是如此不易。
当我最近焦虑不安、声音颤抖地告诉他，我发现我们的退休储蓄远远不足时，他毫不在意的态度使我震惊了。
他说，“我并不担心这件事。”
这怎么可能？我问道。他老父亲现在身无分文，过着噩梦般的生活。于是我将我们退休储蓄的具体数字说了出来，试图激起他至少一点点的恐慌。但丝毫没有反应。
我们的理财规划师对我说，我们必须将更多收入存入延期纳税账户。这一额外分配将使我们每月的财政预算大大减少，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双方都必须承担起义务来。
在这期间，亚历杭德罗提到，他正在和几名建筑师商量一起购买投资型物业的事。
在我正试图想办法填补我们退休储蓄的空缺时，亚历杭德罗却还在说他的置业计划，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我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不明白，关于退休后的生活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觉得他肯定说不出什么理直气壮的答案来。不过，沟通不畅的少数几个好处之一是，他并没有在意我这显得轻率的决绝态度。
相反，我们第一次就他所来自的那个世界中关于退休的想法进行了长谈。他说，他认识的每个人都梦想退休时能有一些收益型物业，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投资方式。他绞尽脑汁在他认识的人中也想不出几个真正支付欠缴所得税的人，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并不像我一样热衷于延期纳税基金。更重要的是，在儿童时期经历过可怕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后，对他而言，将钱锁在基金中几十年都不能动用，即使只是想想都会觉得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个人退休账户中没有足够的钱一点也不担心的原因：相反，那个账户中没什么钱反而令他觉得更安全。
我们谈话后认为，不能让他所成长的那个世界带来的恐惧影响到我们处理退休储蓄的决定。于是，我们开始拟定计划一，要将今天的很多钱存着明天用。这一计划确实令人不快，并且能够用来投资出租型物业的钱也少了很多，但我们都明白这将是一个多元退休计划中的一部分。亚历杭德罗自告奋勇处理与之相关的工作，因此我就负责进行小额投资。
如果一切顺利，我们退休时会在美国拥有一栋住宅，同时在乌拉圭也有一处房产。到那时，我们将真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起生活了。
KATY MCLAUGHLIN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