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 GLUCKMAN
坎贝尔追踪记录了中国摇滚的整个发展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期到如今的现代摇滚。就音乐发展历程而言，四分之一个世纪或许算不上漫长，但坎贝尔在《红色摇滚：中国摇滚奇特的长征路》（Red Rock: The Long, Strange March of Chinese Rock & Roll）一书中颇具匠心地悉数记录了中国摇滚一路上的转变、呐喊和磕磕绊绊。
它算得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摇滚的著作，能比这个加拿大人更有资格撰写这本书的人恐怕屈指可数。坎贝尔在2000年搬到北京生活，其后立即就扎进了音乐圈。10年来，他为杂志撰稿、参与乐队演出并组织演出活动、音乐节和巡回演出。中国乐评人、前《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中文版主编郝舫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他说，这样一本书居然是外国人写的，让人觉得有些羞愧。
坎贝尔算得上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早在1997年的夏天，他在厦门学习汉语时便开始迷上了中国。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定居下来并很快找到了为一份城市生活双语指南撰稿的工作，之后他开始与几个当地的乐队一起玩摇滚。
不久之后，他就为北京一个名为“Wude”的颇有影响的疯克-融合风格（funk-fusion）乐队和声。在这之后，他还曾加入“臭豆腐”乐队和蓝调摇滚乐队“黑猫骨”。就这样，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从为当地杂志撰稿到在其报道的酒吧组织表演的跨越。
到了2000年中，坎贝尔成为了这个新兴领域的重量级音乐经纪人。他不仅将贝拉•弗莱克（Bela Fleck）这样的国际巨星引入中国，还将中国一些顶尖的演出推向先驱性的海外巡回演出。他出于一个超级音乐发烧友对音乐的喜爱而策划了这些活动，而不是把摇滚当作了摇钱树。
2010年，坎贝尔返回了家乡多伦多，当时他已经着手写这本书。然而，随着写作逐渐深入，整本书的构思以及他的视角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解释道，“我之前在中国呆了10年时间，本来打算把每一年的经历写成一章，然后再用一章来阐述摇滚如何一步步走到2000年。但是我不了解这之前的发展历程以及那些音乐人的激情和磨难。那是实实在在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中国摇滚是如何发展的。”
坎贝尔说，“这与环境有关，也就是这种了不起的音乐是如何从完全‘真空’的环境发展而来的。它如此令人振奋，它与其他地方的摇滚不同。”因此，他把中国的摇滚称为“yaogun”，而不是“rock”。
不过，在坎贝尔看来，并不是中国所有的rock都够格称得上摇滚。摇滚是更高层次的rock，它由那些满怀热忱的音乐人在昏暗的酒吧中创作出来，独立于其他音乐因素的影响，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摇滚则都受到了这种影响。这些条件滋养了一种新式的、久经考验的rock。他在北京老书虫书吧（Bookworm）向满满一屋子的人说道，“世界其他地方不可能会产生（中国这样的）摇滚。”
他甚至还指出中国摇滚的确切诞生日期是1986年5月9日。当时，一群中国音乐人聚在一起参加受“四海一家”运动（We Are The World）启发而举办的音乐会。当时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举办大型音乐会、录制唱片以支持像援助非洲这样的慈善事业，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坎贝尔参考了当时的历史录像资料，其中出现了100多名来自各个正式文化机构的音乐人。
其中有一名歌手脱颍而出──崔健。身穿随大流的衣服在与整个音乐届的大合唱中唱完自己的几句歌词后，崔健穿着一只裤腿卷着的牛仔裤重新登上舞台，扯开嗓门吼出了《一无所有》。崔健如今被公认为是“中国摇滚之父”，坎贝尔则称他是“摇滚第一人”，他创作的这首歌在中国人人都会哼唱。
郝舫说“那首歌几乎感动了所有人，不仅仅感动了年轻人和乐迷，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听到它。”他也认同这首歌唤起了一种觉醒，“当时在中国有这么一种对物质之外的东西的向往，不仅仅是崔健，其他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有这种感觉。”
坎贝尔从一代中国摇滚先驱人物身上获得了灵感。他的爱惜之情非常强烈，但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放眼更广的范围，可以发现随着一些极权主义政权的“铁幕”（无论是铁的还是竹的）逐渐解除，同样的摇滚探险之旅也在缅甸等地展开。音乐上的觉醒不可避免是喧嚣嘈杂的，并且充斥着青春期的焦虑。
由于坎贝尔在不停地夸耀中国摇滚在其眼中的独特之处，《红色摇滚》一书的开篇读上去有些像党派会议，建议读者们要坚持读下去。随着坎贝尔开始通过与音乐人的亲密谈话来详述中国摇滚的迅猛发展，这本书开始让人不忍释卷。
其中有这么一个例子，来自内蒙古的翻唱乐队“五角星”非常痴迷“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后来，他们意识到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是个左撇子，于是便真的讨论过乐队的贝斯手戴秦是否也要重新学着用左手。戴秦向坎贝尔说，“我们对甲壳虫进行了研究，包括他们的声音、影像资料、所有东西，我们就像士兵一样。”
这本书人物丰富并且充满喜剧性的转折，在乐迷之外也拥有广泛的吸引力。坎贝尔说，“它实际上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摇滚的书，它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中国是如何发展的。”yaogun还是rock，到最后这个称呼并不重要，因为在介绍中国的书籍中它是一本少有的不关注政治或利润的书，它只关乎一群渴望变革、渴望一个舞台的人们。坎贝尔，无论是彼时还是现时，都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
（Gluckman是一名常驻北京的作家。）
在
加拿大音乐人、作家乔纳森•坎贝尔（Jonathan Campbell）看来，中国摇滚以一种有别于他国的姿态发出了自己的咆哮。坎贝尔追踪记录了中国摇滚的整个发展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期到如今的现代摇滚。就音乐发展历程而言，四分之一个世纪或许算不上漫长，但坎贝尔在《红色摇滚：中国摇滚奇特的长征路》（Red Rock: The Long, Strange March of Chinese Rock & Roll）一书中颇具匠心地悉数记录了中国摇滚一路上的转变、呐喊和磕磕绊绊。
它算得上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国摇滚的著作，能比这个加拿大人更有资格撰写这本书的人恐怕屈指可数。坎贝尔在2000年搬到北京生活，其后立即就扎进了音乐圈。10年来，他为杂志撰稿、参与乐队演出并组织演出活动、音乐节和巡回演出。中国乐评人、前《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中文版主编郝舫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他说，这样一本书居然是外国人写的，让人觉得有些羞愧。
Color China Photo/Associated Press
被公认为是“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
不久之后，他就为北京一个名为“Wude”的颇有影响的疯克-融合风格（funk-fusion）乐队和声。在这之后，他还曾加入“臭豆腐”乐队和蓝调摇滚乐队“黑猫骨”。就这样，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从为当地杂志撰稿到在其报道的酒吧组织表演的跨越。
到了2000年中，坎贝尔成为了这个新兴领域的重量级音乐经纪人。他不仅将贝拉•弗莱克（Bela Fleck）这样的国际巨星引入中国，还将中国一些顶尖的演出推向先驱性的海外巡回演出。他出于一个超级音乐发烧友对音乐的喜爱而策划了这些活动，而不是把摇滚当作了摇钱树。
2010年，坎贝尔返回了家乡多伦多，当时他已经着手写这本书。然而，随着写作逐渐深入，整本书的构思以及他的视角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解释道，“我之前在中国呆了10年时间，本来打算把每一年的经历写成一章，然后再用一章来阐述摇滚如何一步步走到2000年。但是我不了解这之前的发展历程以及那些音乐人的激情和磨难。那是实实在在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中国摇滚是如何发展的。”
坎贝尔说，“这与环境有关，也就是这种了不起的音乐是如何从完全‘真空’的环境发展而来的。它如此令人振奋，它与其他地方的摇滚不同。”因此，他把中国的摇滚称为“yaogun”，而不是“rock”。
不过，在坎贝尔看来，并不是中国所有的rock都够格称得上摇滚。摇滚是更高层次的rock，它由那些满怀热忱的音乐人在昏暗的酒吧中创作出来，独立于其他音乐因素的影响，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摇滚则都受到了这种影响。这些条件滋养了一种新式的、久经考验的rock。他在北京老书虫书吧（Bookworm）向满满一屋子的人说道，“世界其他地方不可能会产生（中国这样的）摇滚。”
他甚至还指出中国摇滚的确切诞生日期是1986年5月9日。当时，一群中国音乐人聚在一起参加受“四海一家”运动（We Are The World）启发而举办的音乐会。当时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举办大型音乐会、录制唱片以支持像援助非洲这样的慈善事业，中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坎贝尔参考了当时的历史录像资料，其中出现了100多名来自各个正式文化机构的音乐人。
其中有一名歌手脱颍而出──崔健。身穿随大流的衣服在与整个音乐届的大合唱中唱完自己的几句歌词后，崔健穿着一只裤腿卷着的牛仔裤重新登上舞台，扯开嗓门吼出了《一无所有》。崔健如今被公认为是“中国摇滚之父”，坎贝尔则称他是“摇滚第一人”，他创作的这首歌在中国人人都会哼唱。
郝舫说“那首歌几乎感动了所有人，不仅仅感动了年轻人和乐迷，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能听到它。”他也认同这首歌唤起了一种觉醒，“当时在中国有这么一种对物质之外的东西的向往，不仅仅是崔健，其他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有这种感觉。”
坎贝尔从一代中国摇滚先驱人物身上获得了灵感。他的爱惜之情非常强烈，但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放眼更广的范围，可以发现随着一些极权主义政权的“铁幕”（无论是铁的还是竹的）逐渐解除，同样的摇滚探险之旅也在缅甸等地展开。音乐上的觉醒不可避免是喧嚣嘈杂的，并且充斥着青春期的焦虑。
由于坎贝尔在不停地夸耀中国摇滚在其眼中的独特之处，《红色摇滚》一书的开篇读上去有些像党派会议，建议读者们要坚持读下去。随着坎贝尔开始通过与音乐人的亲密谈话来详述中国摇滚的迅猛发展，这本书开始让人不忍释卷。
其中有这么一个例子，来自内蒙古的翻唱乐队“五角星”非常痴迷“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后来，他们意识到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是个左撇子，于是便真的讨论过乐队的贝斯手戴秦是否也要重新学着用左手。戴秦向坎贝尔说，“我们对甲壳虫进行了研究，包括他们的声音、影像资料、所有东西，我们就像士兵一样。”
这本书人物丰富并且充满喜剧性的转折，在乐迷之外也拥有广泛的吸引力。坎贝尔说，“它实际上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摇滚的书，它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中国是如何发展的。”yaogun还是rock，到最后这个称呼并不重要，因为在介绍中国的书籍中它是一本少有的不关注政治或利润的书，它只关乎一群渴望变革、渴望一个舞台的人们。坎贝尔，无论是彼时还是现时，都提供了这么一个舞台。
（Gluckman是一名常驻北京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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