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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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模式”被否定之后不久，3月25日，香港选出了梁振英先生担任新特首。有人说，这将让香港成为另一个重庆模式。与富二代以及由大地产商全力支持的唐英年相比，梁振英一直采取比较左翼、民粹色彩的政策。两年前，他就力主最低工资，强调多建公屋，藉由民生和阶级议题提高政治声势。特首选战白热化后，他也不断强调解决社会贫穷、青年失业、楼价过高和双非孕妇等议题，并声称要和香港的“地产霸权”保持距离，和小市民站在一起。
此外，香港政府这两年加强了对于集会游行的控制。以往是以刑罚较轻的阻差办公及袭警来控告示威者，近来则是以刑罚更重的《公安条例》来控告示威者。过去一年，香港警方共拘捕了至少440名示威人士，其中46人被起诉，而且全部依据《公安条例》提出检控。《公安条例》是港英政府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后制订的，完全是殖民时期的恶法，1995年因违反人权法及国际人权公约已被废除，但1997年临时立法会又把恶法还原，成为新政权的政治控制机制。
就在香港特首投票前夕，出现了一个重大判决。由于去年9月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与一批示威者冲击在科学馆举行的递补机制论坛，3月20日，香港律政司宣判“长毛”入狱两个月，香港人网主持黄洋达、容伟棠，以及两位大学生邓建华和陈倩莹各判三星期，罪名是刑事毁坏及破坏公众秩序 。
香港加大“维稳力度”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整个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政治不满，公民社会力量的兴起、80后青年的抗议以及人民力量、社会民主连线等政治团体，一再挑战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正当性。尤其抗争手段日益激烈，甚至冲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联办”）。面对日益强悍的维权运动，港府便以更强大的维稳逻辑来面对。
许多人担心梁振英只会恶化这个趋势。在3月的特首辩论会中，唐英年就指控梁振英在政府高层会议上曾说过，香港始终有一次须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者，而许多人也相信梁振英上台之后，将会更严厉地对付抗议人士。
这似乎成为另一个“重庆模式”：一方面强调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却更为威权。也有人说这是普京模式，即执政者刻意打击大资本家，但是却成了一个彻底的新强人。尤其，许多人都认为在这次选举中，代表北京意志的中联办介入很深，梁振英当选后也立即拜访中联办（之前两位特首并未如此），因此其必然会更受北京影响，对香港的民主运动也将更不利。
香港在2017年即将普选，未来民众对于民主的期待将更高涨，对于港人治港的要求将更大──这次香港特首选举前，有二十多万人排长队参与全民投票活动，尽管只是去投一张没有实质作用的“假选票”，但足以显现香港人对于普选的强烈意愿。如果新任特首只是用维稳逻辑来面对市民，那么未来五年的香港将会有更多冲突。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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