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
1972年，我从护校毕业，进一所职工医院做麻醉。麻醉科主任将我分给田老师，说，老田是党员，做麻醉也好几年了，你跟她学吧。那年，田老师三十多岁了，她是由手术室护士转为麻醉医生的，虽然理论不多，但是临床经验丰富，带我也很用心。
我知道田老师是党员，很高兴，便主动找她谈话，汇报思想，积极向组织靠拢。但是，她似乎对我的积极不甚热情，反应比较冷淡，不给我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感觉。后来，见我锲而不舍，便好心对我说，你应该找支部书记汇报。搞得我比较尴尬，以为自己不懂党的规矩。
田老师工作非常努力，干活认真，是有自觉性的党员。平时加班加点从不计较，晚上只要听说手术室这边有急诊，放下家里活就过来看看，过来就穿洗手衣进来帮忙。主任排班时，逢到节假日缺人，有堵不上的窟窿，或者夜班倒不开，总是拿田老师顶上去，问都不问。
老田是个好同志啊，好使。每次主任排好班，看着排班表，总要感慨。
文革年月，反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我们医院的加班、夜班，只发一张两毛钱的夜餐劵。
田老师独自一人带着女儿过活。女儿就在医院附近上初中。我从未见过田老师的爱人。心想，她爱人可能在外地工作吧。那年月，夫妻两地分居很常见，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天涯海角，三线支边，再恩爱的夫妻，每人每年也只有一次探亲假。
渐渐地，我和田老师熟悉了，因为称老师，又看她家没有劳动力，我就帮助做些体力活。她也对我说些家常话，女儿在学校被人欺负，“大跃进”时在护校大炼钢铁，等等。
有一次，我找支部书记汇报思想，说到曾向田老师汇报思想。书记说，老田受过党内警告处分，留党察看。我听了很吃惊，这么好的一个人，工作任劳任怨，热心帮助别人，完全是活雷锋，怎么会背着处分？
支部书记对我说，一言难尽。
原来，田老师的爱人1960年被公安抓起来，说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罪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又“宽大处理”，发配到新疆一个农场去劳改五年。文革前，农场来信，说，劳改结束了，他要求回来。这时候，医院便动员田老师与她爱人离婚，说，离了婚，他就不用回来了，就地安排工作。田老师不同意，说，判刑的时就动员离婚，那时候孩子还不到一岁，我没有离，现在结束劳改了，为什么要我离婚？想不通。结果，组织就说田老师“立场不稳”，“包庇阶级敌人”，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到了“四清运动”，工作队又把她的问题拿出来走场子，放在专案组，后来又说田老师认识深刻，检查得好，运动后期宽大处理，只给了“留党察看”的处分。田老师的爱人至今也没能回到原单位，一直在新疆农场工作，每年春节回来一次，也不算探亲假，看看田老师和女儿，住几天就回去了。
于是，我很同情田老师。终于找到机会和她聊天，我主动告诉她，我父亲是右派，结束劳改后回到原单位，为党积极工作，写了很多好文章，受到人们的欢迎。
田老师听我说完，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我和他是“大跃进”那一年结婚，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才二十岁，虽说入党了，但年轻不懂事，只看他有才华，能说会写，谁知道运动一来，先抓他。
又说，他自己受罪不说，我和孩子被牵连，也跟着受罪。
听田老师说，我深有同感。这“牵连”二字的背后，有多少亲人的眼泪和辛酸，有多少家庭的艰难啊！
我又听田老师轻轻叹气，啥时候才是个头？
1974年春节后，开始搞批林批孔运动，田老师又遭批判。原来，她文革时参加了一派组织，后来被中央文革点名是“保守派”，她已经写了无数检查和悔过书。以后每逢运动，田老师总是批判对象，又要交代参加“保守组织”的经过，又要深挖思想根源，又要检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田老师便上纲上线，主动把自己与孔老二挂在一起，与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联系起来，与林彪联系起来，斗私批修，每次开会都沉痛检讨。
那一阵，我看田老师心神不定的，脸色也不好，蜡黄，劝她请假休息几天，她苦笑着摇摇头。我和她一起做麻醉时，她总是叮嘱我，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有时我的麻醉下来，赶紧去田老师那里，想把她替换下来休息，她说什么也不，非坚持到底。我知道，现在运动期间，她爱人还戴着劳改释放的帽子，她不愿意被别人抓把柄。
1974年的清明，细雨霏霏，刮着冷风。因为第二天有手术，下午我去看过病人后，觉得病人情况比较复杂，便向田老师报告，请她帮助制定麻醉方案。
我们两人坐在手术室的会议室说话。窗外一阵风紧，雨滴“唰唰”打在窗纱上，会议室的地面湿了一片。
这时，田老师的女儿小华匆匆进来，进来就说，他回来了。
田老师的脸色霎时就变，似乎预料到有事情要发生。她忽地站起来，问，在哪里？
在家，刚到家。小华说。
田老师拉着小华就走。
我听得莫名其妙，“他”是谁？“回来”是什么意思？怎么田老师这么惊慌？
突然，我明白了，田老师的爱人回来了。
我愣愣地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雨点打在纱窗上。风不刮了，周围静悄悄的。
突然，田老师回来了，进来就对我说，你跟我来，到我家来。
我也没有多想，赶紧跟着田老师一起走。
大片的乌云从天空掠过，云来天地暗，云过草木明，斜风细雨，冰冷的雨点伴着凄凄苦风，落在身上，钻进脖子里。田老师和小华在前面匆匆走着，不说话，我跟在后面，也没有说话。
一条小道走过去，竟不见一个人影。
田老师家住平房，房子前面是住户们开辟的菜园子。菜畦青嫩，刚出苗。院子里风小了点，很安静，可以听见房檐下雨滴的滴答声。
田老师家的屋门大开。进屋后，我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小凳子上，戴着帽子，正低头抽烟。
田老师进屋就厉声喝问，你又回来干啥，春节不是回来过了吗？
男人低着头，没有吭声。
小华也问，我妈不是问你吗？你又回来干什么？
娘儿俩的声音很大，屋门开着，显然，田老师想叫邻居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我站在一旁很不自在，不知道田老师为什么叫我来看这种家务事？听她母女两人的口气，我心里阵阵紧缩、发冷。那是田老师的爱人，是小华的亲生父亲啊！
我想起我父亲在乡下劳改时，也是每年春节回家一次。我们全家在春节前几个月就开始节食，把白面留下来，油留下来，就是为了能叫父亲在家的几天顿顿吃白面，顿顿吃饱饭。可是，田老师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人呢？
你怎么不为我们娘儿俩想想，回来一次不够，春节刚过，跟着又回来，单位怎么说我？
田老师搂着小华，说话间眼泪便流出。说这话时，她压低了声音。这是她的心里话了。
小华流着泪，畏畏缩缩看着她父亲。
我才明白过来，心里哗的一下翻腾，泪水便充满眼眶。
那男人仰起脸。我看到一张非常苍老的脸，满脸都是风霜和痛苦，眼里浸着泪。他穿戴整齐，扣着领扣，像个读书人。
我想去给我父亲烧点纸，他今年七十了。他说，满脸哀求神色。
你快走吧，哪儿都别去了，现在又搞运动了，你没有听广播吗？赶紧回去吧。田老师刻不容缓地说。说着侧开身子，让出门。
她指着我说，今天我叫了科室的同志一块来。
她很歉意地看着我，又说，当着这位同志的面，你赶紧走吧，我也能向单位说清楚。
男人看我一眼，满脸羞愧，慢慢站起来，走到门口。
田老师搂着小华，后退一步闪开。两人流着泪，看着他。
他站在门口，稍稍停了下，才走出去。院子里仍然静悄悄的，菜园弥漫着轻轻的炊烟。他很快转过一道篱笆，消失在雨幕中。
直到这时，小华才轻轻哭出声来……
我呆呆地着这一幕，不知道说什么好。田老师是真心的吗？小华是真心的吗？肯定不是。可是，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停了好一会，田老师劝住小华的抽泣，对我说，他悄悄回来一趟，以为别人不知道，他前脚走，后脚跟着街道、派出所，还有医院政治处，都逼着我写材料，交代他为啥回来，到家都干啥，说啥，吃啥，几点上床，几点起来，去哪儿了，见了谁，都要交代……
又说，我实在受不了。
又说，小华在学校连句话都不敢多说，学校有个什么活动，她回家来，我看她惊得像只兔子……
我问田老师，他父亲是干什么的？
田老师叹口气，没有再说。
于是，我便想到他父亲一定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被枪毙了。否则，怎么他回来一次，田老师竟吓成那个样子，街道、公安也跟着紧张。
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我和田老师聊天。她突然说，去年清明他回家，那天你还问我，他父亲是干什么的？
田老师告诉我，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1938年在河南兰封与日本鬼子打仗，战死在一座村庄。
田老师说，那一仗打得惨烈，我听他说，他父亲带了五百多人，几乎死光，师长亲自到他家报丧。他家在洛阳老城，师长的车开到他家的胡同口，师长下车后双膝跪地，一步步挪着走，一路流着眼泪，到家时膝盖都磨烂了。
田老师说，那时候他才两三岁，师长年年给他母亲寄抚养费，十年不断，1960年抓他时，从家里的箱底翻出一封师长寄钱时写的信，算说不清楚了。
他母亲呢？我问。
田老师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末了说，他被送到新疆第二年，死了。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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