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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呼吁获得成功的案例：阿旺桑卓（右），西藏尼姑，1992年因支持西藏独立被判入狱三年，此后由于在狱中继续其活动，她的刑期被延长数倍。她于2002年获减刑，并于2003年飞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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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欧外交人士举行的充满争议的年度人权研讨会上，欧盟方面像以往会议一样提出了其认为所涉案件应被重新审议的中国政治犯名单。但这一次，中国方面拒绝接受这一名单。知情人士说，这让欧盟外交人士颜面大失，同时也说明中国在人权问题及相关外交政策上的立场更加强硬。
由商人转为人权活动人士的John Kamm说，中国官员已基本不再接受外国倡议者关于让中国释放大量政治犯的请求。西方外交人士称，即便西方国家提出这种要求，中国官员通常都不会提供相关案件的信息，更不用说释放囚犯。中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复记者寻求其就政治犯名单相关政策置评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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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民运人士，于1993年和1997年两度获释：魏京生在中国最早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他在中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期间获释。北京申奥失败后，魏京生再次被捕。
据外交人士和人权问题研究人员说，中国政府不仅忽略甚至直接拒绝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名单，甚至还暂停了分别与九个国家政府举行的大部分年度人权问题对话。这些人士说，中国目前仅还与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举行年度人权问题对话。
今年4月份，中国政府取消了刚刚与英国达成的恢复人权对话的计划，原因是英国此前在其年度人权报告中将中国列入“关注国家”名单，批评中国存在警察严刑拷打和限制演说等大量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击道，英方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理污蔑和指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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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在1993年和1998年两度获释：王丹是1989年北京发生民主示威活动后中国政府首要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他于1993年获释，但此后再遭拘禁。
据几位知情人士说，中国到目前为止都未安排今年与美国的人权对话，这类对话通常在夏季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今年2月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举动本就惹恼了中国政府，而美国最近就网络盗窃罪名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的做法更是加剧了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中国外交部对中美人权对话问题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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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比娅•卡德尔，维吾尔族民权活动人士，于2005年获释：热比娅曾是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但在1999年因向其身在海外的丈夫透露有关政府打击维吾尔族分离主义者的信息而被捕入狱。2005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亚洲访问期间，热比娅获保外就医。
因抗议政府强拆房屋而多次入狱的律师倪玉兰在被拘留期间遭到警察殴打，此后落下残疾，双腿无法行走，只能使用轮椅。中国警方就倪玉兰被关押以及她被毒打的指控不予置评。
倪玉兰说，在美国大使馆的询问下，北京女子监狱的警员才同意在2009年她被关押期间给她提供一张床。她还说，在此之前，她只能睡在地上。
倪玉兰称，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她的监禁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她非常感谢外国外交人士的支持。
提交政治犯名单的惯例始于1989年6月3日至4日军方驱离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以及镇压各地示威游行之后。数百人被杀害，但确切的死亡人数不明。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500人被捕入狱。
迫于中国国内被激怒民众的压力，西方政府一直设法把人权问题纳入其与北京谈判的议题。此外，中国领导人当时也急于摆脱数月来一直遭到蔑视的状态，并担心会吓退海外投资者，从而令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脱轨。政治犯名单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首份此类名单是由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1991年访问北京前夕提交的。
在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时代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洛恩•克兰纳(LorneCraner) 记得，在2001年中美人权对话开始之前，曾提交了一份包含90多人的名单。随后大约有十几人获释，其中因呼吁西藏独立而入狱12年的西藏尼姑阿旺桑卓(Ngawang Sangdrol)在2002年获得自由，而维吾尔族穆斯林维权人士热比娅•卡德尔(Rebiya Kadeer)在2005年被释放。
克兰纳说，中方会说这些人的释放与该名单没有关系，他尊重这一说法。他还说，但事实是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上的很多人（据说是创纪录的人数）获释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贸易国，中国可依赖经济问题维护与西方政府的关系。很多西方政府仍在批评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关押政治评论人士、宗教活动分子以及为藏族和维族人民争取权利的活动家。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中国领导人对在人权问题上面临的压力不以为然，不仅因为他们有资本这么做，还因为他们这么做不会受到特定的惩罚。理查森举例说，即便北京暂停了人权对话，英国政府也拿中国没办法。
据外交人士和一些分析人士称，2008年规模盛大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受到外界广泛赞誉，之后中国又成功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领导人由此相信其经济模式是正确的。维权人士Kamm称，他听说中国在2012年作出一项政策决定，不再接受任何在人权对话“之前或期间”提出的政治犯名单。
据一位参与对话的外交人士透露，人权对话的举行已经变得日渐生硬和边缘化。中国外交部开始将对话放在偏远的地点，以远离维权人士和媒体的监督。去年与欧盟的人权对话在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的贵州举行，而去年7月与美国的最近一次人权对话则放在了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
Josh 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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