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薇
我们强烈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理由伤害无辜。愤怒和悲伤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和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近年新疆频繁发生暴恐事件，并且外溢至北京、昆明？这些假民族之手借宗教之名的事件，能否促使我们进行政策反思？暴恐事件的发展趋势如何？在全世界暴恐事件此起彼伏的今天，中国人是否有智慧从源头上减少暴恐活动对平民的伤害？
任何事物的发生，内部原因都是主要的。笔者认为，暴恐事件频发且外溢有以下内部原因：首先是贫困，这既有物质的困窘，也有精神的饥渴。维吾尔族集中居住（占人口90%以上）在新疆南部地区，这里既是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富集地，也是贫困人口比例最高之地。当地民众目前虽已解决基本温饱，但生活水准、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与内地差距显著，同时也落后于新疆北部尤其是乌鲁木齐等城市。
2010年开始，中央政府号令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几年来投资数千亿人民币，力度超过新中国建立以来任何时期。强力援助之下，一些民众的生活困难得以缓解，但快速发展中，少数民族百姓由于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无专业技术等因素，几乎无缘参与、分享这一波发展浪潮，却面对着物价上涨等“荷兰病”之痛，还有文化流失、被边缘化的恐慌。
不可忽略的还有精神的贫乏。普通民众在基本温饱实现后，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需求渐渐增长。当地政府着力解决物质贫困，但对精神需求的变化缺乏及时应对。
其次，政策的不完善及执政能力的滞后。世事推移，但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数十年不做调整完善。当地各级政府保守的思路、简单化的执政方式、刚性维稳的手段，很难化解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矛盾，下情不能上达，民众的需求呼吁无人倾听。
频发外溢的暴恐事件也有其外部原因，即来自境（内）外的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煽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后，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独立运动再次席卷世界，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借机泛滥。有漫长边境线的新疆，既面对着“东突”等国际极端势力的渗透压力，同时也要应对境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后分裂破坏的挑战。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由于物质的困窘、精神的贫乏、各种需求得不到倾听和尊重，有少数民众对共产党政府失去信心，在蛊惑煽动下投入极端宗教势力的怀抱，走上了暴恐犯罪的不归路。
昆明3.1暴恐事件显示出一些特殊信号和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其一，暴恐活动的目标针对无辜百姓；其二，政治性的暴恐行动地域扩大；其三，组织形式变化，暴力犯罪团伙化、专业化后，破坏性更大；其四，由内生型发展为内外呼应，政府部门破获和处理暴恐事件的难度不断加大。
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平民生命安全的暴恐犯罪分子，中国政府有责任用最强的力量、最硬的拳头保护所有民众免于恐惧、免于暴恐事件的伤害。但我们也要警惕仇恨的弥散，恐怖暴徒不代表民族也不代表宗教，这伙暴徒只是反人类的极端少数。如果昆明3.1事件导致汉民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对立、隔阂、歧视甚至仇视，那正中了极端恐怖分子的下怀。
反恐的釜底抽薪之策，是政府着力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其一，改善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及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贫困的土地上，最容易开出罪恶之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解决新疆南部的经济发展问题，改善民生，让少数民族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新疆的资源开采，应更多反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地的各族人民应该享受资源开采的红利。
建议在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必须考虑当地社会的接纳程度，以免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政府应采取强制措施，规定大中型企业必须按一定比例招收少数民族职工。中央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有责任有义务为当地少数民族产业工人的成长、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的就业和增加收入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宗教。暴恐活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是暴力犯罪。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和尊重，外来的极端思想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信仰某种宗教的人都被当作异类压制、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防范，极端宗教思想的蛊惑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信众。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对待几乎全民虔诚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如何宽严有度审时度势地制订和执行相关政策，如何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这对历史上没有宗教传统的主流民族汉族，对信仰唯物论的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三，倾听民众的声音，问政于民。近日，新疆20万下基层进乡村干部动身启程，开展为期一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契机。中国民众供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公务员自认为是“管”百姓的，阻止、禁止、口止是最常使用的“管理”手段。百姓的疾苦上面不了解，百姓的呼声上面听不到，百姓的需求上面不过问，于是问题矛盾陈陈相因、重重累积，终导致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抗争。这是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新疆，在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地区，民生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叠加，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
其四，鼓励学者调查研究相关问题，让维吾尔族的学者发声。30余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学科更是风骚无限，但民族宗教领域的研究，仍然禁区多多，敏感十分。这对完善相关政策、为政府的治理提供决策依据非常不利。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当去敏感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者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改变从理论中找问题找答案的“摇椅上的研究”，多渠道地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信息和咨询。要最广泛地发掘社会资源，吸纳民间智慧。
建议关注维吾尔族的学者、宗教领袖和政治精英，应当鼓励和保护他们发声。这些维吾尔族的精英，血肉联系使他们最了解本民族的处境、心理和情感，也对自己民族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政府应当善待善用这个群体。
相信中央新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会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暴戾之气，从源头上减少暴恐犯罪的发生，保护平民不流血、少流泪。期望昆明之殇不要弥漫扩大为中国之痛。
本文作者靳薇是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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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昆明春暖花开的日子，突然被恐惧和悲伤笼罩。一次恐怖袭击，近30个旅途中的人再也回不到家，受伤者达140余。我们强烈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事件，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理由伤害无辜。愤怒和悲伤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和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近年新疆频繁发生暴恐事件，并且外溢至北京、昆明？这些假民族之手借宗教之名的事件，能否促使我们进行政策反思？暴恐事件的发展趋势如何？在全世界暴恐事件此起彼伏的今天，中国人是否有智慧从源头上减少暴恐活动对平民的伤害？
任何事物的发生，内部原因都是主要的。笔者认为，暴恐事件频发且外溢有以下内部原因：首先是贫困，这既有物质的困窘，也有精神的饥渴。维吾尔族集中居住（占人口90%以上）在新疆南部地区，这里既是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富集地，也是贫困人口比例最高之地。当地民众目前虽已解决基本温饱，但生活水准、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与内地差距显著，同时也落后于新疆北部尤其是乌鲁木齐等城市。
2010年开始，中央政府号令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几年来投资数千亿人民币，力度超过新中国建立以来任何时期。强力援助之下，一些民众的生活困难得以缓解，但快速发展中，少数民族百姓由于语言不通、文化水平低、无专业技术等因素，几乎无缘参与、分享这一波发展浪潮，却面对着物价上涨等“荷兰病”之痛，还有文化流失、被边缘化的恐慌。
不可忽略的还有精神的贫乏。普通民众在基本温饱实现后，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需求渐渐增长。当地政府着力解决物质贫困，但对精神需求的变化缺乏及时应对。
其次，政策的不完善及执政能力的滞后。世事推移，但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数十年不做调整完善。当地各级政府保守的思路、简单化的执政方式、刚性维稳的手段，很难化解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矛盾，下情不能上达，民众的需求呼吁无人倾听。
频发外溢的暴恐事件也有其外部原因，即来自境（内）外的极端宗教势力的蛊惑煽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后，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独立运动再次席卷世界，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借机泛滥。有漫长边境线的新疆，既面对着“东突”等国际极端势力的渗透压力，同时也要应对境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后分裂破坏的挑战。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由于物质的困窘、精神的贫乏、各种需求得不到倾听和尊重，有少数民众对共产党政府失去信心，在蛊惑煽动下投入极端宗教势力的怀抱，走上了暴恐犯罪的不归路。
昆明3.1暴恐事件显示出一些特殊信号和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其一，暴恐活动的目标针对无辜百姓；其二，政治性的暴恐行动地域扩大；其三，组织形式变化，暴力犯罪团伙化、专业化后，破坏性更大；其四，由内生型发展为内外呼应，政府部门破获和处理暴恐事件的难度不断加大。
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威胁平民生命安全的暴恐犯罪分子，中国政府有责任用最强的力量、最硬的拳头保护所有民众免于恐惧、免于暴恐事件的伤害。但我们也要警惕仇恨的弥散，恐怖暴徒不代表民族也不代表宗教，这伙暴徒只是反人类的极端少数。如果昆明3.1事件导致汉民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对立、隔阂、歧视甚至仇视，那正中了极端恐怖分子的下怀。
反恐的釜底抽薪之策，是政府着力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其一，改善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及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的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贫困的土地上，最容易开出罪恶之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解决新疆南部的经济发展问题，改善民生，让少数民族百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新疆的资源开采，应更多反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当地的各族人民应该享受资源开采的红利。
建议在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必须考虑当地社会的接纳程度，以免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政府应采取强制措施，规定大中型企业必须按一定比例招收少数民族职工。中央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有责任有义务为当地少数民族产业工人的成长、提高当地少数民族的就业和增加收入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二，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宗教。暴恐活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是暴力犯罪。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弘扬和尊重，外来的极端思想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信仰某种宗教的人都被当作异类压制、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防范，极端宗教思想的蛊惑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信众。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对待几乎全民虔诚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如何宽严有度审时度势地制订和执行相关政策，如何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这对历史上没有宗教传统的主流民族汉族，对信仰唯物论的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三，倾听民众的声音，问政于民。近日，新疆20万下基层进乡村干部动身启程，开展为期一年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契机。中国民众供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公务员自认为是“管”百姓的，阻止、禁止、口止是最常使用的“管理”手段。百姓的疾苦上面不了解，百姓的呼声上面听不到，百姓的需求上面不过问，于是问题矛盾陈陈相因、重重累积，终导致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抗争。这是一个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新疆，在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地区，民生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叠加，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
其四，鼓励学者调查研究相关问题，让维吾尔族的学者发声。30余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学科更是风骚无限，但民族宗教领域的研究，仍然禁区多多，敏感十分。这对完善相关政策、为政府的治理提供决策依据非常不利。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宗教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当去敏感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者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改变从理论中找问题找答案的“摇椅上的研究”，多渠道地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信息和咨询。要最广泛地发掘社会资源，吸纳民间智慧。
建议关注维吾尔族的学者、宗教领袖和政治精英，应当鼓励和保护他们发声。这些维吾尔族的精英，血肉联系使他们最了解本民族的处境、心理和情感，也对自己民族具有巨大的号召力，政府应当善待善用这个群体。
相信中央新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会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化解暴戾之气，从源头上减少暴恐犯罪的发生，保护平民不流血、少流泪。期望昆明之殇不要弥漫扩大为中国之痛。
本文作者靳薇是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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